香港吉野门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的攻坚之年。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不仅是完成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更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当前，长沙已进入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够优、优势产业不够强、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间投资放缓、消费需求不旺等，这些问题有周期性原因，但根本上是结构因素所导致。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按照中央、省委要求，推进长沙供给侧结构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形成多层次、高质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全市供给质量，推动转型创新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既是中央、省委的要求，也是长沙自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长沙的经济结构、产业特色、市场意识、所处阶段、发展动力、制度都与供给侧结构性具有契合性，完全可能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开先锋”，为全国的实践提供“长沙样本”。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是指从供给端入手，通过让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充分、高效地利用起来，以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一般来说，短期内经济产出水平由需求侧决定，而中长期产出水平则由供给能力决定。因此，需求侧管理往往着眼于平抑经济总量的短周期调控，而供给侧管理则关注中长期的系统性结构问题。需求侧管理在应对经济萧条等“病症”上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搞不好会带来滞胀；供给侧结构性虽见效慢，但通过综合施治能够治标固本。在不同时期，针对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各地的宏观调控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供给侧管理尤为重要，因为它是提高潜在产出水平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分析，完善的市场机制能够引导供给，使供给自动适应需求并创造需求。如果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一定是存在某种程度的供给约束和供给。因此，供给侧管理要求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要求制度的变革与完善。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从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的要求部署看，供给侧结构性的内容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国企、土地等，其核心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微观主体的能动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调整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品质，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打下基础。从实际上分析，既要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又要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既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又要为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厚植优势；既要落实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更要找准长沙自身的实际问题，做到不拖延、不冒进，从而稳中求进，实现转型创新发展。
1、科学谋划实干作为，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全市上下紧紧围绕率先建成“三市”、强力实施“三倍”、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大步践行“六个走在前列”，稳中求进、新中求进、好中求进，在新常态下实现了高基数上的高增长。2015年，长沙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510.13亿元，总量超过了宁波、佛山、大连等沿海城市，也超过了沈阳等省会城市，稳居全国省会第6位、中部省会第2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54万元，其它经济指标同样靠前，规模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稳居全国省会城市第4、3、7、7位。“十二五”时期，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快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居中部省会第1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3%，规模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4.7%、20.2%、15.1%和18%，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全省第1位。核心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二五”时期，湖南湘江新区成功获批国家级新区，成为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沙高新区创新能力居全国高新区前十强，新晋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2家国家级开发区。2015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在全省的占比为29.3%，比2010年提升0.7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33.8%、24.5%和3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1123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608元。
2、瞄准目标重点发展，产业转型优化升级。相继出台了《“十二五”长沙工业产业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快工业园区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措施，大力发展优势产业，着力培育新兴产业，强力提升传统产业，将新型工业化作为科学发展、率先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一是产业平台在拓宽。长沙拥有5个国家级园区，其中3个是千亿级产业园区，分别是长沙经开区、长沙高新区和浏阳经开区，宁乡经开区和望城经开区的经济总量也接近千亿，还有7个省级园区。2015年园区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1881.4亿元，“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达16.8%，高于全部规模工业增速2.1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61.3%；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工业的比重为58.3%，比2010年提高3.4个百分点。二是产业结构在优化。近年来，通过转方式、调结构，工程机械“一业独大”的状况已经大有改观，呈现出六大千亿产业集群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文化创意、新材料、工程机械、食品、电子信息、旅游六大集群收入规模分别达到2145亿元、2068亿元、1706亿元、1700亿元、1360亿元、1351亿元，多点发力、多点支撑产业格局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产业后劲在增强。紧紧牵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抓住项目建设这条“生命线”，不断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13年以来，引进投资过50亿元的产业项目达24个，上海大众、广汽菲亚特、比亚迪、北汽福田、格力、中兴、中信、华强、华谊兄弟、宜家等行业领军企业纷纷落户长沙，不断增强了产业发展后劲。“十二五”时期累计完成工业投资7469.64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3.2倍，年均增长23.7%，其中重点培育的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食品烟草四个千亿产业集群投资达2698.28亿元，年均增长32.6%。
3、抢抓机遇精准发力，服务业发展有新突破。近年来，长沙抢抓供给侧结构性新机遇，抓住现代服务业这一关键点，出台了《长沙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年)》《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市服务业得到较快发展，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十二五”时期，长沙市服务业增加值由2010年的1908.0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3834.77亿元，年均增长11.3%；服务业增加值占P的比重由2011年的39.6%提升到2015年的45.1%，特别是2012年以来服务业发展呈现加快态势，占比三年累计提升5.5个百分点。2015年，长沙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达12.1%，近年来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对P的增长贡献率达48.6%，比2010年提升12.9个百分点，成为拉动长沙经济的主动力。在服务业中，金融、房地产、旅游业等都得到快速发展。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业的若干意见》，积极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全市金融业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达426.35亿元，“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4.7%，高于服务业增速3.4个百分点。全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加快房地产业转型升级，房地产市场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十二五”期间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5379.63亿元，年均增速9.5%，为“十一五”的2.3倍。“十二五”时期，长沙着力建设旅游强市、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先后荣获“中国网民最关注的十大旅游城市”“中国十大文化旅游城市”等称号。2015年全市旅游总收入1351.50亿元，是2010年的3.1倍；接待国内外旅游者11721.31万人次，是2010年的2.4倍。
4、创新驱动引领，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十二五”时期，在“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方针和国家级创新型城市建设为主线的下，长沙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质量效益大幅提升、综合竞争力显著提高，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城市”、“全国首批创新型试点城市”、“中国十大创新城市”。“十二五”时期，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1.5%，2015年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2.1%，比2010年提高16.8个百分点，远远超过20%的规划目标。从投入情况看，2015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共拥有科技活动人员12.4万人，比2010年增加8万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246.9亿元，是2010年的4.2倍。从产出水平看，2015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专利申请受理数为8665件，是2010年的2.9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为4019件，是2010年的3.8倍；有效发明专利拥有数为9333件，是2010年的3倍。随着科技创新的深入，全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2015年全社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83669元/人，比2010年提高71.3%。
5、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人民群众获得感倍增。市委、市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力重心，高度重视民生建设，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完善保障制度等多项措施改善民生状况，让越来越多的长沙人共享发展，2015年长沙连续8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一是教育投入逐年提升。2015年全市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6.2%，比2010年提高2.8个百分点；人均受教育年限11.59年，比2010年提高1.12年。二是社保体系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社会被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2015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失业保险职工人数、工伤保险职工人数比2010年分别增长49.6%、21.8%、70.7%和93.4%。三是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十二五”期间，长沙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7%、13.7%；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99万元和2.36万元，比2010年分别增加1.7万元和1.1万元，总量稳居中部省会城市第1位。
6、淘汰落后产能，超额完成节能降耗任务。近年来，长沙层层落实节能降耗目标责任，把淘汰落后产能作为节能的重点和关键，重点对水泥、煤炭、电力、造纸等高耗能项目严格执行土地、环保、安全、技术、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市场准入政策，从严把好项目审核关，违规建设行为。“十二五”时期，淘汰落后水泥产能8.8万吨，造纸产能6.9万吨，制革产能65万标张；实现了全市城区（含望城区）花炮、石膏、铅蓄电池企业全部淘汰，宁乡煤炭企业全部关闭，浏阳退出烟花爆竹企业超300家。“十二五”期间，长沙单位P能耗累计下降23.5%，超额完成下降16%的节能降耗约束性目标，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12.6%，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四项主要污染物指标全面完成下达的“十二五”减排任务。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产品产量下降，今年1-7月，卷烟、起重机、压实机械、混凝土机械和挖掘铲土运输机械产量分别下降1.6%、31.1%、10.8%、9.9%和5.8%。
7、合理控制去库存，房地产销售持续火爆。近年来，严格控制开发建设用地，加快消化商业、办公用房库存，激励自住和改善性需求，发挥住房公积金保障作用，出台了《关于发挥住房公积金政策效应支持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通知》及相关配套政策。“十二五”期间，长沙累计完成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达8291.81万平方米，年均销售1658.36万平方米，在中部省会城市中排第二，特别是2015年以来，长沙加大房地产去库存力度，截至2016年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已连续14个月保持20%以上的增速。房地产价格保持平稳，“十二五”期间，商品房价格年均增长5.8%，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7%的水平，2015年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为5862元/平方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24位，在中部省会城市中排名最后。
8、切实加强城市管理，城市品质大幅提升。按照习总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一尊重”、“五统筹”要求，升级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居容量的，进一步打造“宜居宜业、精致精美、人见人爱”的品质长沙。“十二五”期间，长沙通过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带动了城市的扩张与发展，地铁、城铁、磁悬浮、过江隧道、湘江枢纽、城市网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建成；“三馆一厅”全面，音乐厅实现首演，谷山体育公园、沙湾公园建成，湘府文化公园建设、烈士公园二期提质加速推进，浏阳河风光带加快建设，2015年长沙成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十二五”期间，长沙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4474亿元，比“十一五”时期增长113.3%，其中亿元以上城市基础设施投资2155.8亿元，比“十一五”时期增长84.8%，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承载能力不断增强，全市建城区面积由2010年的272.39平方公里提升至2015年的363.69平方公里，城市常住人口由2010年的704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743万人，同时在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和城镇经济快速增长的双重作用下，城区人口聚集能力增强，“十二五”末全市城镇化率达74.38%，比2010年提高6.7个百分点。
9、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双创”发展势头良好。2014年以来，长沙先后分四批下放了227项市级权限，其中今年8月份下放的56项权限，包括行政许可48项、行政检查1项、行政备案3项、其他职权4项，行政许可权项占86%，为企业直接减负3.02亿元。着力降低企业中介服务成本，规范调整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5项，取消24项。“营改增”整体减税50.9亿元。先后出台《长沙市商事登记制度试行办法》、《长沙市三证合一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等相关政策和制度，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极大激发了创业活力，有效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截至2016年7月，长沙市场主体达59.94万户，注册资本（金）1278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5%和54.2%；其中企业19.28万户，注册资本（金）12347.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8%和55.4%。长沙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达806户，每万人企业拥有量达260户。
虽然长沙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受国际国内大的影响，长沙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持续放缓，供给侧结构性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1、从投资看，资本运行效率逐年递减。从经济发展实践规律看，投资和消费占P的比例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高投资阶段，但投资率长期偏高，将导致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长沙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占P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超过40%，2001-2014年，投资率从30.8%上升到69.5%，消费率（最终消费占P的比重）从50.9%下降到39.3%。投资、消费发展不平衡，一方面投资迅猛增加，企业产能不断扩大，市场竞争白热化；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投资收益下降等问题。2015年，全市因效益下滑、破产、停业等原因退出的“四上”企业达628家，占全部在库“四上”企业的9.4%，其中退出数量较多的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和工业企业分别达251家、161家。随着企业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生产经营费用上升，企业经营压力加大，2015年规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三项费用合计比上年分别增长9.9%和15.0%，分别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0.4和5.5个百分点。规模工业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比上年分别增加5.05元、5.78元和14.38元。2015年规模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达1296.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3%，产成品存货达380.80亿元，比上年增长10.8%，两项资金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为37.6%，八成行业超过30%的流动资金被呆滞在“两项资金”上。流动资金周转不畅，不仅影响到企业进一步扩增产能，而且过多的产成品积压，必然增加储存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在效益下行的压力下，企业进一步投资的不强，尤其是民间投资趋缓，2015年全市完成民间投资4370.60亿元，同比增长14.8%，低于全市投资平均增速2.3个百分点。
2、从消费看，牵引动力不足。总体来说，全市消费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内需不旺，消费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90.59亿元，“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5.1%，与“十一五”时期19.5%的年均增速相比，回落4.4个百分点。2001-2014年，长沙最终消费支出占P的比重从50.9%下降到39.3%。以网络消费为代表的新型销售模式来势较好，但不足以支撑内需较快增长，2015年长沙移动互联网企业超过2000家，但规模普遍偏小，网上零售额无法计入本地消费，也缺乏京东、阿里巴巴等“巨无霸”式的电子商务企业，消费增长动力还处于转换时期。
3、从出口看，总量规模偏小。长沙经济外向度偏低，对外贸易规模偏小，2015年长沙进出口总额为129.53亿美元（805.80亿元），比上年增长5.1%，进出口总额占P的比重为9.5%，在26个省会城市中分别排第12位、第9位和第24位。长沙外向度明显偏低，属于社会产品供需“两头在外”的内陆地区，大量的消费品、投资品从外地流入，并没有真正创造属于本地的增加值，而是拉动了生产地的增加值。
1、从劳动力要素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2010-2015年，长沙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由13.6%提高到16.3%，超过城市人口老龄化标准6.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4个百分点；而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77.4%下降到2015年的74.2%。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要素价格持续上涨，2010-2015年，长沙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年均涨幅高达11.8%。
2、从土地要素看，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一方面，长沙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用地需求不断增加，2015年长沙市城镇人口达552.78万人，比2010年增加76.2万人，年均增加15.2万人，五年内城镇人口增长16%；2015年全市城镇化率达74.4%，比2010年的67.7%提高6.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2015年商品房屋销售面积达1904.89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5.4%，完成商品房屋销售额1116.6亿元，比上年增长20.2%。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从紧，土地供应量减少。城市不断发展促进了房屋销售，2015年，全国105个主要监测城市土地供应面积达到7.47万公顷，比上年下降12.8%。2015年，长沙内六区成交总建筑面积比上年下降34.1%，成交总金额下降70.3%，总成交量和成交额均创5年来最低值。一增一减导致长沙土地资源日趋紧张。
3、从技术水平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中，Y为实际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为弹性系数，在规模收益不变假设前提下，。
本文采用1998-2015年长沙P（Y）、固定资产投入总额（K）和年末在岗职工人数（L）作为测试数据（见表1）。
将代入方程（2），测算出长沙1999-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率（见表2）。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长沙资本投入贡献率持续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相对较低，增长缓慢，说明长沙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拉动，技术创新对经济拉动还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
1、从工业看，主导产业转型。2015年烟草制品业和工程机械在规模以上工业的占比分别为23.6%和12.4%，在“十二五”转型发展中，虽然占比合计下降了13.1个百分点，但仍然是长沙前两大主导产业。近年来，两大主导产业增速逐年走低，虽然在新产品推出、产品结构、甚至跨行业发展等方面进行转型突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总量规模较大，“船大掉头难”，新领域取得的收入占比较小，对行业整体影响不大。特别是近三年生产形势持续低迷，烟草制品业增加值增速维持在个位数增长，分别为8.9%、9.0%和5.4%，远低于全市规模工业增速，而工程机械业增加值增速呈现负增长，分别为-3.1%、-2.4%和-2.6%。受宏观消费和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长沙工业仍将在一段时间内承受主导产业下行的拖累。
2、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占比偏低。长沙第三产业虽然增长较快，但总量占P的比重仍然偏低。2015年，长沙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834.77亿元，占P比重为45.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2015年，长沙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量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排第6位，与第1位广州（12086.11亿元）存在较大差距；在中部省会城市中排第2位，与第1位武汉（5564.25亿元）差距明显。2015年，长沙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比重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排第23位，在中部省会城市中排第4位。
1995年长沙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08年第三产业又被第二产业反超，从国内外发展趋势来看，产业结构必然向“三二一”转变，长沙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
1、从科技创新看，部分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待提高。近年来，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单位虽不断增多、整体规模翻倍扩大，但受工程机械制造业持续下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增幅明显减缓。如2015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幅为17.8%，比“十二五”平均增幅低13.7个百分点。2015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共有报表单位1212家，从607家产值过亿元企业来看，其中有286家企业全年没有专利申请受理情况，占比为47.1%；104家企业当年专利申请受理数不足10件，占比为17.1%；338家企业全年没有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情况，占比为55.7%；276家企业至今未拥有有效发明专利，占比为45.5%。从605家产值不足亿元企业情况看，339家企业全年没有专利申请受理，占比为56.0%；204家企业当年专利申请受理数不足10件，占比为33.7%；407家企业全年没有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情况，占比为67.3%；346家企业至今未拥有有效发明专利，占比为57.2%。
2、从制度创新看，迫切需要进一步制度红利。供给侧结构性的核心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解决供需错配，结构失衡“两大矛盾”。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上，过去长期向第二产业倾斜，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具体表现在：以户籍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使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行政垄断行业较多，制约了服务业的市场化；税负过高、重复征税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用气等方面长期享受比服务业优惠的政策。经济放缓倒逼，加强制度供给和创新是“供给侧”重要的前提。目前，改进制度供给面临一系列的难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需对结构调整的风险和收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进行仔细考量和统筹安排，明确具体的应对措施和步骤，建立切实可行的、与政策方向一致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供给侧结构性，一方面要激发内生变量（要素新供给）的内在动力，实现要素资源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要外生变量（制度新供给、结构新供给、政策新供给）的外在动力，寻求经济运行效率最大化。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长沙要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聚焦要素、结构、制度、政策四大领域，加大力度，显著提升长沙创新发展能力，进一步激发供给系统的内生活力、动力和竞争力，形成有利于供给质量和效率提升的制度体系，促进经济高效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键是提高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产出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长沙转型创新发展。
1、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打造中部“创新谷”。依托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和体制优势，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潮流，不断厚植长沙自主创新优势，加快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部创新中心。一是加快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建设中部创新高地。加大先行先试力度，高标准、高水平建设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积极培育创新生态，探索科研制度，全面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能力，力争在高端装备制造、3D打印、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超级计算、北斗、基因工程、生物育种、碳材料等领域技术应用取得重大进展，增强创新技术供给。打通科技通道，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创新引领，赋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自主处置使用权，科技所获收益可按70%及以上的比例划归科研人员所有。鼓励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在长设立区域性研发中心，鼓励本土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支持组建工业技术研究院，大力培育孵化器、加速器等新型创新载体，为企业提供从研发到试验、试制的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推动跨区域、跨领域的技术创新。二是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打造最佳创客城市。大力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众智，推进建设一批创新创业社区，建设一批创新创业，打造一批创新创业特色小镇，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提升创新创业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加大对创新创业者的优惠补贴，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着力解决创业者的资金需求、市场信息、政策扶持、技术支撑、公共服务等瓶颈问题，大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行创业创新失败机制，创造条件支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辞职创业、离职创业，营造宽容失败的氛围，构建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严厉惩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三是发展大数据经济，打造移动互联网创业第五城。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宽带城市、无线城市建设，为大数据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推进信息技术、信息网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普及，加快推进“政务云”、“警务云”、“数字”、“智能交通”、“智慧旅游”、“健康一”、“天网工程”等项目建设，着力发展智慧型经济，打造“移动生活生活之都”。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开展互联网应用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重点建设“一所一院一中心”（湖南大学牵头成立移动互联网经济协同创新研究所、中通服牵头成立长沙信息化研究院、中联通牵头建设中部地区IDC云服务中心），提高移动互联网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创新要素保障方式，积极创建国家级互联网孵化示范园，着力加强产业孵化平台建设，大力引进互联网领域龙头企业，着力引导投资、风险投资和社会资金投向移动互联网产业，为移动互联网发展创造优越的。
2、打造人才洼地，形成高素质人力资本新优势。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吸引、培育、留住人才的瓶颈，真正为长沙发展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一是创新人才服务方式，培育一批优秀人才。继续实施国家“千人计划”、省“百人计划”和市“3536计划”，吸引、培养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带动新兴学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顶尖人才，确保人才“引得进”。制定更具市场化、针对性的薪酬体系和服务政策，实行高素质人才准入便利、优待重用的优惠政策，优化医疗健康、子女教育、配偶就业、住房保障等人才服务，确保人才“留的下”。加强、企业、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培训机构、产业联盟合作，实施教育、医疗、卫生、旅游、高级技工等多个专项卓越人才培养工程，加快形成一支高能级、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确保人才“用得好”。二是加快教育现代化，提升服务产业水平。教育优先发展，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鼓励支持普通高中特色发展，支持在长高校建设全国一流、世界知名院校，完善终身教育机制，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积极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强与国内外职业院校、企业合作办学，建设一批市级以上卓越职业院校、示范性专业群，推进“现代学徒制”国家试点，支持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提高职业教育服务产业的水平。三是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是人才开发的主体，企业家是聚集人才的人才，打造“人才洼地”，企业家是关键。重点扶持培养一批企业家，从全市规模以上企业中筛选100户重点企业，从中小微企业中筛选1000户成长性好的新型企业，在政策、项目、土地、融资等方面进行倾斜，支持企业发展成长、做大做强。招商引进一批企业家，在引进大型知名企业的同时，注重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团队和“高精尖”管理技术人才，力争引进一个项目，带来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精心培育一批新生代企业家，特别是加强对新生代企业家的培养、教育培训，加大支持力度，不断提升能力和水平；每年从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农村产业带头人和致富能人中筛选10000名创业者，落实税费减免和贷款等政策，支持其领办创办企业，加大新生代企业家孵化力度。
3、打造资本集聚高地，扩大优质资本新供给。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资本配置，降低资金错配，减少资金空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一是着力构建现代金融产业体系。按照“一主一副一区一园”的空间布局，加快芙蓉中金融街、沿江金融集聚带、金融后台园区、科技金融结合创新园建设，推动金融业集聚、差异、互补发展。积极支持本土金融旗舰企业发展壮大，着力引进国际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的总部或区域性总部入驻。全方位推进直接融资，支持企业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新三板”挂牌、公司债券等多种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融资性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支持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积极培育第三方支付、众筹等新兴金融业态，加快发展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二是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依托财政资金和投资引导基金杠杆效应，通过“母基金”方式设立各类产业投资基金，探索设立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产业发展关键领域，构建多种资本共同参与的融资平台，打通基金初投、风险基金再投、产业基金跟投、“新三板”挂牌和IPO上市助力的金融全流程通道。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设立并扩大智能制造、移动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专项资金和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创新产业链金融、科技金融新模式，鼓励金融机构推出智能制造首台（套）装备保险等特色金融产品，加快发展智能制造装备租赁公司等新型融资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重点加强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探索地方引导金融资源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新模式，积极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为主线，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着力优化存量，重点引导增量，供需两端发力，构建配置高效、转型有序、竞争有力的新型产业供给体系，为长沙经济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
1、强化增量带动和高端优质供给。抢抓新一轮产业机遇，实施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并展战略，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市场竞争力，实现高端、智能、融合发展。一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服务业优质供给。2015年，长沙服务业占P比重为45.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下一步要在提升能级和竞争力上下功夫，把服务业作为调结构促转型优供给的重点，实施现代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充分发挥企业家在市场决策中作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业态，建设特色鲜明、分工明确、业态先进的集聚区，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层次、规模能级和分工深度。消费升级要求和居民个性化消费趋势，发展多层次、高品质生活服务，重点培育旅游休闲、健康医疗、文化体育、社区家庭、定制家居、汽车后市场等生活性服务业，研究和出台一批专项扶持励政策，引进和培育一批专业服务机构，发展和打造一批服务品牌。加强“健康长沙”建设，充分利用长沙拥有的全国特有优质医疗健康资源和生态资源，推动湘雅、人民医院、中医院等医疗机构在生态较好的片区联合建设一批“大康养”，扩大多层次医疗资源的有效供给。到2020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占P比重超过50%。二是深入实施“智造强市”战略，扩大高端制造业供给。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全面对接“中国制造2025”，以打造一批“智能工厂”为抓手，大力发展智能智造，推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材料和零部件信息化、工艺流程稳定化、工业设计自动化、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自主化、制造业服务化。集中力量发展壮大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产业、移动互联网等基础好、潜力大、带动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省级特色“园中园”建设，加快推动产业规模化、集群式、特色化发展。着力发展北斗、航空航天装备、机器人、虚拟现实、智能驾驶等一批有优势、有潜力的未来产业，加快产业化进程，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创新支持机制和政策，引入第三方参与企业智能项目，发挥系统集成商等专业机构优势，为企业提供智能升级方案和服务，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示范应用。三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供给侧竞争力。树立“大农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着力发展花卉苗木、烟叶、油茶、中药材、种源等优势特色产业，扩大和提升宁乡花猪、大围山水果、金井茶叶、望城水产等品牌影响力，强化农产品全程监管和责任追溯，推进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走出一条特色、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道。加快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开展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经营。加快建设网上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力发展农超对接、直销配送、电商农业等新型流通业态，发展生鲜速递、特产专卖定制开发和互联网直销运营模式。加强农事景观设计、体验活动创意、乡土文化开发，促进休闲观光农业快速发展。
2、加快存量调整和落后产能淘汰。与全国相比，长沙目前不存在国家明确的五大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工程机械行业，其他行业并不突出。一是聚焦重点行业，淘汰退出落后产能。制定符合长沙实际的落后产能淘汰标准，建立落后产能动态管理目录，实施差别化要素供给政策，倒逼一批落后产能退出。以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新材料、食品等为重点行业，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支持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支持企业通过国际工程承包、境外投资等方式“造船出海”、通过央地合作“借船出海”、通过组建产业联盟“抱团出海”。二是分类精准识别，依法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全面摸清“僵尸企业”底数，分类有序引导处置“僵尸企业”，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分类，推化、市场化手段化解产能过剩。有针对性地采取兼并重组、资本运营、创新发展、关闭破产等不同方式对国有“僵尸企业”进行精准处置，鼓励非国有资本依法参与国有“僵尸企业”改制重组。制定具体措施，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妥善解决好职工安置和技能培训等问题。三是创新淘汰方式，构建产能优化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国家投资管理和产业政策，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核准和备案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优化全市重大项目规划布局，防止新兴产业出现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加强对主要行业的市场需求、产能的定期评估，适时发布落后产能市场供需等相关信息。全面推动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并推进企业集团内部二级重组，率先在具备条件的二、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试点。
3、着力去库存，优化供给总量。长沙房地产市场总体稳健，去库存总体形势较好。要结合长沙房地产市场实际，科学施策，着力去库存，优化供给总量，力争到2018年底，基本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全市商品住房去库存周期控制在12个月以内，非商品住房去库存周期明显缩短，商品房库存规模大幅缩小。一是加快消化商业、办公地产库存。引导支持库存商业地产在符合安全等相关要求标准的前提下，成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新型地产。探索实施创业购房补贴，支持各类创业创新主体在长购买首套商业地产初始创办各类企业。在国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全市党政机关、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新增办公用房一律采取采购形式向市场购买解决。二是激活合理住房需求。提升住房品质，适度有序开发高品质楼盘，增强住房消费的吸引力。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加快住宅产品的升级换代，激发新的改善性住房需求。引导金融机构落实房地产金融政策，鼓励扩大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信贷支持。活跃房屋二级市场，促进形成房屋梯次消费结构。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发展房屋租赁市场，支持开发商自持以及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开展房屋租赁业务，支持专业房屋租赁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通过租赁或购买存量房开展租赁经营。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职工购房力度，加强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工作。落实相关支持政策，支持农民进城购房。三是调整住房保障方式。完善公租房政策，推进公租房货币化，对通过市场租房的保障对象给予补贴，将公租房保障对象扩大到非户籍人口，降低准入门槛。制定户籍、住房、社保、收入等信息的实时共享机制，提高各类住房保障资格审批速度。加大棚改安置货币化力度，征收、采取货币安置的可给予购房补贴。推进集体土地被农民货币补贴安置，打通商品房和保障房“通道”。四是严格控制开发建设用地。科学编制全市商品房用地、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根据区域实际给予用地供应指导，合理控制商品房用地供应的规模、布局和节奏。严控成块土地零星出让，适当控制商业用地的大规模出让。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依法收储闲置用地。
4、推进区域结构调整优化。通过区域结构调整，促进创新和资本要素的集聚，增强创新外部性和规模效应，提升整体供给质量。一是提升主体功能区功能。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承载功能和现有开发强度，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对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开发区域、开发区域四类主体功能区，实行分区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建立分类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实行差别化绩效评价和考核办法，强化生态安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自主创新等方面的评价。建立分类财政激励政策体系，分类别、分领域安排投资，逐步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建立分类产业准入政策体系，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投资项目实行不同的土地、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等强制性标准。建立土地差别化管理体系，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制定实施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用地管控导则。二是优化区域发展布局。进一步做大长沙，优化空间布局，进行区划调整，争取省级支持将湘阴县、沅江市一部分划入长沙，直接获取南洞庭湖出口，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通江达海滨湖大城市。合理开发利用湘江、浏阳河、捞刀河等重要城市河流的岸线资源，科学规划沿江沿河建筑布局，推动金融商贸、科技研发、文化创意、生态旅游等高端服务业沿江（河）布局。依托G319、南北横线等重要交通干线的运输流通功能，促进信息网络、产业园区、公共服务等沿配套和联网互通，打造若干工业经济带、服务经济带、生态旅游带和城镇集聚走廊。发展地铁经济，推动城市地上地下空间立体开发。依托黄花机场、高铁站、霞凝港区等大型综合通枢纽要素集散功能，合理布局发展临空经济、临铁经济和临港经济，引导现代物流、企业总部、会展服务等产业集聚发展。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与岳阳、湘潭、株洲等地的区域产业分工和合作，推进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联动效应。三是有序推进产城融合。充分发挥新兴城区在优化空间、集聚人口、带动发展中的作用，重点推进高铁新城、空港新城、新区、隆平新区、望城滨水新城、浏阳金阳新区、宁乡沩东新城等新兴城区建设，统筹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增强城市内部布局的合，提升城市的通透性和微循环能力。推动产业园区由单纯的生产区向配套完善的城市功能区转型，加快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市政设施融城联网和共建共享步伐，提高大型园区人口承载容量。推动新兴片区向宜业宜居的新城区转型，强化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土地投资强度和人均用地指标整体控制，完善产业功能和就业容量配套。
长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关键在于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深化，解决重点领域供给制度性问题，矫正资源配置错位、扭曲问题，消除供给约束和供给，激发市场微观主体活力。
1、构建廉洁、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加快简政放度，提升运行效率，优化服务水平，推进职能归位。一是切实转变职能。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探索试行“多项合一、多证合一”，探索简易注销程序，推进商事登记便利化，建立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服务清单的“三单并推”和清单管理具体责任到人的模式，提升服务水平。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建立“统一规范、并联运行，信息共享、高效便捷，阳光操作、全程监督”的网上联合审批监管平台，实现所有审批“一网告知、一网受理、一网办结、一网监管”。二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更多运用市场化、社会化、信息化方加强公共事务管理，扩大扩买公共服务范围，提高服务供给效率和满意度。加快机构，进一步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精简层级管理，推动行政扁平化发展。三是优化行政运行机制。实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和公示制度，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强化行政问责制，推广引入第三方力量评估监督政策模式，提高公信力。
2、构建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机制。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减少生产要素供给，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效率，降低生产要素供给成本，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一是深化国资国企市场化。推进国有企业“4+2+2+X”，加快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关键领域、优势企业和企业主业集中，完善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动国有企业公司制和股份制。加快国资证券化步伐，持续推动国有企业性、市场化重组，推进一批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理顺国资监管体制机制，建立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责明确、规范高效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体系。二是优化民营民资发展。加快市场化，打破民营企业在项目招投标、采购、市场准入等环节面临的壁垒，废除公平竞争的不合理，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鼓励发展民营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同股同权，各类股东权益，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3、构建公平、规范现代市场体系。着力健全市场规则和运行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激发创新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作用，为供给侧结构性打下基础。一是加快要素市场。加大要素市场先行先试力度，着力解决要素市场滞后、不适应现代市场体系发展需要的问题。以湘江新区等重大战略平台为基础，全力争取中央、省支持，大力推进土地制度先行先试力度，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实行土地1.5级开发、产业用地差别化基准地价等政策，推进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加快发展区域化、网络化的技术市场，健全知识产权运用体系和技术转移机制，进一步提升科技率。推进不动产登记制度，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切实市场主体权益。人力资源市场的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歧视，构建城乡一体、统一规范、便捷高效的人力资源市场公共服务体系。二是实施市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落实国家部署，实施市场负面清单制度，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探索实行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提升外资引进和管理服务水平，创造资本“洼地效应”。加强市场监管，建立安全审查监管追责机制，形成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新格局。三是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设全市统一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实现全市各行业、各领域信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用信息的共享交换。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机制，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的浓厚氛围。
4、构建普惠、共享公共服务体系。深入推进社会公共领域体制机制，更加注重群众内心幸福感受，广泛凝聚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民生舒适感、获得感。一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推动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提高人力资本参与初次分配的比重。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拓宽经营性收入。建立国有土地等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二是深化教育综合配套。全面推进依教，推进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深化考试招生制度，完善义务教育划片招生和中考中招录取政策，实行“阳光招生”，推进入学机会均等和义务教育相对就近入学。深化办学体制，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集团办学，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探索实施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深化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完善促进学校发展、教师进步、学生成长的发展性评价体系，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三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进一步完善医药卫生管理、运行、投入、价格政策，协同推进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实现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构建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实现家庭医生普遍化、健康管理信息化、服务功能网格化。四是构建高水平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社会化养老为主体的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鼓励通过政策支持、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五是深化文化体制。进一步降低文化企业准入门槛，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文化事业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支持民营文化企业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既要从中长期出发，推进要素升级，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提升供给侧活力和效率，又要针对当前迫切的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税费负担较重，融资成本较高、金融风险增大等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从近期来看，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有效降低企业成本。长沙企业成本不断攀升，导致了不少企业外流，制约了实体经济活力。具体分析，这些成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市场因素决定的成本，如人工、原材料、房屋土地租金、设备成本等，这部分刚性成本很难降低；另一类是受制度因素决定的成本，包括制度易成本、税费、社保、融资、电力和物流成本。降成本应以后者为重点，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减轻企业负担，力争用3-5年时间，企业综合成本明显下降，生产经营显著改善，盈利水平明显提升。一是降低制度易成本。目前“越位”、“缺位”、“错位”一定程度存在，不合理准入多、审批繁琐、耗时长等问题仍一定程度制约了企业发展。应借鉴自贸区经验，探索开展“证照分离”试点，聚焦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许可事项，取消一批、备案一批、告知承诺一批，对保留事项推行标准化管理，提高审批透明度。创新服务管理方式，加快建设服务“单一窗口”建设。加快网上政务大厅建设，部门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市级网上政务大厅，新增一批网上办事和服务事项，事项网上审批一条龙、便捷化服务。二是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按照国家部署，全面落实“营改增”试点扩围等税收，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拓展抵扣链条，降低行业税负。落实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成本。深化涉企收费，严格按时执行取消和停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对国家且有收费标准的行政事业型收费项目，按照国家的下限执行。对本地定价、指导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简化整合，并将更新后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性基金等目录清单向社会公布。三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引导银行机构按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清理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不得以额外收费将成本给服务对象。规范企业融资过程中、评估、登记、审计、保险等中介机构收费行为，开展专项整治，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收费。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促进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发展，扩大投资引导基金规模，成立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基金。鼓励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利率优惠，对市场前景好、成长性好但暂时有困难的企业不断贷、不抽贷。四是降低企业用能、用地、用工成本。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和峰谷电价政策，合理降低一般工商业、中小微企业用电价格。建立液化天然气输入渠道，扩大液化天然气市场应用，降低企业用气成本。鼓励企业利用屋顶资源扩大光伏建筑应用，积极推进冷热电三联供能源站建设，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探索供应土地方式，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建立节约集约用地综合评价、激励机制和考核制度。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合理确定工业用地基准地价。落实国家部署，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降低企业用工、招工成本。五是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清理规范物流园区、口岸、港口码头、公水运等环节及进出口环节、海关监管区服务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规范物流车辆超载、违章等处罚标准和执法行为，优化通行。更好发挥铁运输和水运在大货物运输中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智慧物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降低运输车辆空驶率。在严格落实长沙夜间货运的基础上，根据城市配送车辆实际需要和交通管理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城市配送车辆在禁区的通行时间、线和停放区域。
2、防范和消除金融风险。长沙金融风险不突出，但由于金融系统的特殊性，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着力去杠杆，降低供给风险，确保金融生态良好。一是加快处置不良贷款。支持商业银行加快不良贷款核销和处置力度。积极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市场处置主体通过盘活重整、坏账核销、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推动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加大对失信行为和逃废债务行为的打击力度，防止利用虚假诉讼逃废债务的行为。提高案件审判和执行效率，加快不良贷款的处置进程。二是拓宽融资渠道。探索开展投贷联动试点，开展“股权+银行贷款”、“银行贷款+认股权证”等融资创新，为企业等提供持续资金支持。完善企业资金补充机制，提高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大力提升股权融资比重，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权、债权、基金等模式支持产业发展，积极引进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开展风险投资业务，加大鼓励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力度。三是加强债务管理。加强债务管理，科学统筹存量债务，依法妥善处置或有债务，制订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对可能出现的局部风险做好应对。优化企务结构，支持企业通过发行公司信用债调整债务结构，鼓励园区、产业、科技企业孵化器组织引导高成长性科技中小微企业以“区域集优”模式发行集合票据、集合债券。建立健全各级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机制，不断完善监测预警机制，探索建立举报励和责任追究机制。四是加强影子银行管理。加强银行理财产品、信托、民间融资等领域风险监管，督促商业银行建立单独的理财业务组织和监管体系，代客理财资金和自有资金分开使用。对P2P网络借贷(个人与个的小额借贷交易)、非融资性、投资理财等非法集资案件高发领域实行重点监管，开展专项整治。信托公司不得开展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规范小贷公司、典当行等融资行为。强化影子银行信息统计，降低信息不对称。
3、补好短板和薄弱环节。长沙供给侧短板集中表现在型经济发展不足、产品优质供给短缺等方面，要着力补短板，促进供给平衡。一是加快发展型经济。2015年，长沙经济外向度为9.5%，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差距明显，是长沙经济发展最大短板。以“一区一廊”（湘江新区、东部型经济走廊）为“双引擎”，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形成高水平、多层次、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拓展型经济发展空间，联合岳阳加大申报中国湖南（长岳）贸易试验区，范围涵盖湘江新区、黄花综保区、岳阳经开区三大区域，重点发展文化创意、高端制造、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产业，扩大经济开发度。探索申报中国（长沙）网上贸易试验区，率先进出口小额货物贸易电子商务“通关、质检、税收、结汇、支付、物流”全新模式，着力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在交易、支付、物流、进口和出口环节都存在发展的瓶颈问题。进一步扩大向外资经济边界，加快教育、金融、文化和制造行业等行业，建立对外资“负面清单”机制，增强吸引外资能力。加快黄花综合保税区建设，推进临空经济示范区、霞凝一类铁口岸等重大平台和示范试点申报建设工作。积极推进专业市场申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打造外贸综合服务中心、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特色产品出口等外贸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全面推进通关作业无纸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二是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农村道、饮水、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提质。抓好农村银行网点、超市、电影院等社会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城市交通、水利、地下综合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适度超前、相互衔接、满足未来需求的城市功能体系。加快湘江古镇群、南北横线城镇带、浏阳河城镇带建设。推进重点镇与国省干线的互联互通。三是弥补产品优质供给短板。市民境外购物火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产品优质供给不足的问题。要引导企业适应中高端消费阶层的新需求，塑造“工匠”，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丰富品牌文化内涵，扩大优质新型产品供给。支持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拓展一体化服务链条，提高消费便利性和市场占有率。引导企业加强品牌管理，鼓励品牌运营专业机构发展，培育一批展示“长沙制造”和“中国精品”形象的高端品牌。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