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xī）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jī)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特的蛇，（它有着）黑色的底子白色的花纹；如果这种蛇碰到草木,草木全都干枯而死；如果蛇用牙齿咬人，没有能够抵挡（蛇毒）的方法。然而捉到后晾干把它用来作成药饵，可以用来治愈大风、挛踠、瘘、疠，去除死肉，人体内的寄生虫。起初，太医用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这种蛇两次，招募能够捕捉这种蛇的人，充抵他的赋税缴纳。永州的人都争着去做（捕蛇）这件事。
有个姓蒋的人家，享有这种（捕蛇而不纳税的）好处已经三代了。我问他，他却说：“我的祖父死在捕蛇这件差事上，我父亲也死在这件事情上。现在我继承祖业干这差事也已十二年了，险些丧命也有好几次了。”他说这番话时，脸上好像很忧伤的样子。
我很同情他，并且说：“你怨恨这差事吗？我打算告诉管理政事的地方官，让他更换你的差事，恢复你的赋税，那怎么样？”
蒋氏(听了),更加悲伤，满眼含泪地说：“你要哀怜我，使我活下去吗？然而我干这差事的不幸，还比不上恢复我缴纳赋税的不幸那么厉害呀。（假使）从前我不当这个差，那我就早已不堪了。自从我家三代住到这个地方，累计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可乡邻们的生活一天天地窘迫，把他们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都拿去，把他们家里的收入也尽数拿去(交租税仍不够)，只得号啕痛哭辗转逃亡，又饥又渴倒在地上，(一上)顶着，冒着严寒酷暑，呼吸着带毒的疫气，一个接一个死去,处处互相压着。从前和我祖父同住在这里的，现在十户当中剩不下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只有不到两三户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只有不到四五户了。那些人家不是死了就是迁走了。可是我却凭借捕蛇这个差事才唯独存活了下来。的来到我乡，到处吵嚷，到处，那种喧闹叫嚷着惊扰乡民的气势，（不要说人）即使鸡狗也不能够安宁啊！我就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我的瓦罐，我的蛇还在，就放心地躺下了。我小心地喂养蛇，到的日子把它献上去。回家后有滋有味地吃着田地里出产的东西，来度过我的余年。估计一年当中冒死的情况只是两次,其余时间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哪像我的乡邻们那样天天都有死亡的呢！现在我即使死在这差事上，与我的乡邻相比，我已经死在（他们）后面了，又怎么敢怨恨（捕蛇这件事）呢？”
我听了(蒋氏的诉说)越听越悲伤。孔子说：“苛酷的比老虎还要啊!”我曾经怀疑过这句话，现在根据蒋氏的来看这句话，还真是可信的。唉！谁知道苛捐杂税的比这种毒蛇的更厉害呢！所以（我）写了这篇“说”,以期待那些朝廷派出的用来考察民情的人得到它。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公元755年安禄山之乱后，中央与藩镇不断巩固自己的，对人民加重赋税。史载：中唐赋多而重，除的夏、秋两税外，加征种种苛税。繁重的苛捐杂税，使劳动人民，如再遇，无疑雪上加霜，他们纷纷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柳宗元在唐顺宗时期，参与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因反对派的强烈，革新运动一百四十多天后失败，顺宗退位，王叔文被杀，柳宗元贬为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在永州的十年期间，柳宗元大量地接触下层，目睹当地人民“非死则徙尔”的悲象，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笔来反映横征暴敛导致的社会现实，希望最高者能借此体察民情，推政。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产异蛇”，听到有蒋氏者“专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进步的思想和身边的素材构思了这篇《捕蛇者说》。
蒋氏在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这里说的“六十岁”，指的是唐玄宗天宝中期（746—750）到唐宪宗元和初期（805—810）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战乱频繁，先后发生过安史之乱、对吐蕃的战争、朱泚叛乱等等，全国户口锐减，朝廷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使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尽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颁布了两税法（分夏、秋两次交税，即课文中说的“岁赋其二”），并“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但这不过是百姓的手段，事实正如陆贽所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人民在重赋下逃往他乡，但悍吏仍不放过，“有则摊出（由存留户共同负担），已重者愈重”。从这些情况来看，柳宗元“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段（1）这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悬念，为下文埋下伏线，暗示了当时的还有比毒蛇更毒的东西，使读者产生了急切读下去的愿望。（2）这一段重在写毒蛇之“异”，从三个方面加以描绘：一是颜色之异，二是毒性之异，三是用途之异，可以用来治愈麻风、手脚、脖肿、恶疮，消除坏死的肌肉，人体内的寄生虫。因而发布命令，一年征两次，可以抵消应交的租税，因此从那以后“永之人争奔走焉。”作者只用“争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争先恐后，不辞劳苦，冒死捕蛇的情景显示出来了。
由“异蛇”引出了主人公“捕蛇者”——蒋氏。先写蒋氏三代捕蛇之“利”，继而写捕蛇之“害”——“吾祖”、“吾父”、“吾”三代有的“死于是”，有的“几死者数矣”一个“且曰”，将写“利”转为写“害”，再用蒋氏的神情“貌若甚戚”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捕蛇”并非好事，“争奔走焉”实属无奈，字里行间，深含悲苦。只“言之貌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于色的情态勾勒了出来。明明是备受毒蛇之苦，却说独享捕蛇之利，在这极为矛盾的境况中，更见其内心的酸楚。
于是作者接下来说，“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在为蒋氏的不幸悲痛的同时，好心地提出了一个的办法。这几句话句子简短，语气急促。而且连用了三个“若”，表明“余”是面对面地与蒋氏交谈，态度是诚恳的，帮助对方的心情是急切的，办法也似切实可行。
可出乎意料的是蒋氏并没有接受，他“大戚，汪然出涕曰……”蒋氏的这番话态度同样恳切，语气也十分肯定，表明了毒蛇，但赋敛之毒更。
一层意思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住了六十几年了，亲眼见到同村人的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们把田里的出产全部拿出，把家里的收入全部用尽，也交不够租赋，只得哭号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毙在地，顶着的袭击，受着严寒酷暑的，呼吸着带毒的疫气，常常是死去的人一个压一个。从前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两三户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四五户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绝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却由于捕蛇而独自存活下来。《柳文指要》引录了林西冲一文，算一笔唐代的赋税账：“按唐史，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薄》上至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堪可知，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实录。
第二层意思是：那些的到催租逼税的时候，到处狂呼乱叫，到处喧闹，那种吓人的气势，就连鸡犬也不得安宁．而这时他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自己的瓦罐，只见捕来的蛇还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细心地喂养蛇，到的时间把它当租税缴上去。回来后；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里的出产，安度岁月。
第三层意思是：这样看来，一年当中他冒生命有两次，而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坦然快乐地过日子，。哪像乡邻们天天都受着死亡的呢？即使现在因捕蛇而丧生；比起乡邻们来，也是后死了。哪还敢怨恨捕蛇这个差使犯？
蒋氏的这一番话，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邻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邻们将受悍吏袭扰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们“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可见他在讲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时“貌若甚戚”，而当听了要恢复他的赋税时却“大戚，汪然出涕”地恳求。完全是出于真情。蒋氏的话，发自肺腑，带着，听来怎不令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捕蛇者的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的横征暴敛下的悲遇，有力得了社会吏治的，曲折得反映了自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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