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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朝阳岩是唐中期由元结开创的一处摩崖石刻群，是将自然景观为人文景观的一个佳例。石刻数量在地区遗存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元结开创的另一摩崖石刻群浯溪。朝阳岩的旧有建筑寓贤祠与方志中的《流寓传》相对应，不仅是朝阳岩公园的主题，也可视为永州地方文化的主题。寓贤的狭释为谪宦、理学、儒学，永州本土文化自上古、中古以至明清，皆由儒统、道统一线贯穿。
朝阳岩为元结所命名。唐代永泰二年(766)，元结为道州刺史，经水过永州，始来游之。其《朝阳岩铭》序云：“永泰丙午中，自舂陵诣都使计兵。至零陵，爱其郭中有水石之异，泊舟寻之，得岩与洞，此邦之形胜也。自古荒之，而无名称。以其东向，遂以朝阳命之焉。”
元结于唐代广德元年(763)授道州刺使，大历七年(772)回京师，前后十年，计所游历，有三溪(江华洄溪、道县右溪、祁阳浯溪)、三岩(阳华岩、朝阳岩、九疑山无为洞)、二崖(双牌丹崖、浯溪东崖)、一谷(寒亭暖谷)。所著文章，有十九铭一颂，凡游则有铭，凡铭则有刻，足迹所至，皆成景观。此与柳元著《永州八记》而无一题刻，各有异同。
朝阳岩摩崖石刻经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2007级古代汉语专题课程选修同学49人实地考察，新勘得历代石刻152通，以现存石刻数量排名居第二位，仅次于浯溪，为世瑰宝，其人文价值无可估量。
道光《永州府志》卷二《名胜志》曰：“朝阳岩者，在城外西南二里潇江之浒，岩口东向。当朝暾初升，烟光石气，激射成采，郁为奇观。岩中有洞香，有石淙源出群玉山，伏流出岩腹，色如雪，声如琴，气若兰蕙，从石上奔泻入绿潭。”(《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略同)后人之叹美如此。朝阳岩旧有寓贤祠，其主题则为“寓贤”。
其一，优越。今零陵一段潇水，上自南津渡桥，下至蘋洲，以此处石崖最高，水位最深。元结《朝阳岩铭》谓“苍苍半山，如在水上”，《朝阳岩下歌》谓“朝阳岩下湘水深”，确为写实之语。
其二，景致幽奇。朝阳岩有二洞，上洞半凹如伞盖，下洞数十米为天然溶洞，洞中又有暗泉，流出成溪，坠落湘水如瀑布。崖上与群玉山毗邻，古为同一景区，石峰高耸磊磊如白玉。如此确可谓幽与奇，故元结诗称“岩洞幽奇”，铭称“朝阳水石，可谓幽奇”。
其三，毗邻州城。永州旧城距湘水即蘋洲稍远，而距潇水为近，宋乐史《太平记》谓“永州南去湘水八里，西去潇水三十步”，可谓正当潇水岸边。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谓朝阳岩“在零陵县南二里”，据清道光《永州府志》郡城图，出旧城南门有太平渡，可由此于西岸往，亦可舟行直达岩下。元结诗称“夹湘岸”、“当郡城”(有本作“带郡城”)，铭称“郡城井邑，岩洞相对”，确如此。明曾承恩《朝阳岩寓贤祠碑》亦云：“湖南惟永多崖洞，惟朝阳襟潇按湘，面城背岭，独为幽奇。”(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十八《艺文一》)
作为天然溶洞，朝阳岩早已存在，其年世不可计量;而作为人文景观，朝阳岩创自唐代，有年一月。明丁懋儒《朝阳岩零虚山记》云：“零虚即朝阳山，以岩显。自有天地以来，兹山以岩洞固在也。造化秘藏，人不能窥测。永泰中，元次山自舂陵经此，爱其水石之异，泊舟寻之，得岩与洞。以其东向，因名朝阳，序而铭之。故人知零陵有朝阳岩，自元次山始。”(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二十《艺文三》)其中由自然开出人文，有一大。
朝阳岩的主题不在水石，乃在人文。事实上，朝阳岩能历唐宋明清而盛传不息，皆本于元结之才情。故言朝阳岩首当追溯本始，纪咏先贤。今惟见其水石而忘先贤之德者，不足与语此。古人至朝阳岩，惟二事，或诗文纪咏，或品题刻石，遂使一片荒寂，充溢灵光，一角死体，身价百倍，今之空言经济、市场者，不足以语此。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十六《永州》引杜荀鹤诗：“残腊泛舟何处好，最多吟兴是潇湘。”引刘梦得(刘禹锡)云：“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艺文类聚》卷八引罗含《湘中记》云：“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石子如樗蒲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
明史朝富、陈良珍隆庆《永州府志》卷十五设《流寓传》，且有论赞。其论曰：“永僻处遐壤，非轮蹄辐辏之会。彼贤哲者胡为乎来哉?然或以迁谪，或以游遨，作宾兹土，绵历岁时。芳声遐躅，耿耿如在，高山仰止，俎豆馨香者，盖未艾也。永之人其犹有九罭鳟鲂之好乎?”赞曰：“湘郡泬寥，九疑之麓。跂彼哲人，冠裾云簇。愚溪栖鸾，鸥亭停鹄。佩纫湘兰，英餐岩菊。勉旃来斯，以嗣芳躅。”
明姚昺、林华弘治《永州府志》卷三《流寓》传序云：“素位而行，顺受其正，君子之道也。永为荆楚之极，自昔名贤，后或道与时违，而徙置于此者，不无其人，亦不害其为君子。”
各志《流寓传》有论赞、传序者少。隆庆方志的纂修者以“贤哲”称“流寓”，以含“寓贤”之意。又引《诗经豳风九罭》“九罭之鱼鳟鲂，我觏之子，衮衣绣裳”以嘱“永之人”，颇存善意。其“胡为乎来哉”一问，虽未可以“迁谪”、“游遨”二事括尽，然而命义颇可钻味。而弘治方志的纂修者径直称道“君子”、“君子之道”，尤近“贤人”之义。
南宋时朝阳岩已有“亭台凡十六所”(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十六)，其中最为主要的建筑当为寓贤祠。
永州自宋代已建元结祠，在浯溪，建柳元祠，在愚溪，至南宋建周敦颐祠在府学等多处。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十六《永州》已载“元次山祠堂”、“柳先生祠堂”及“思贤堂”。大抵宋代建唐贤之祠，南宋建北宋贤臣之祠，明代建宋贤之祠。至明清两代，唐宋人祀典约有：元结祠(称元刺史祠、元次山祠)、颜真卿祠(在颜元祠内)、柳元祠(称柳先生祠、柳司马祠、柳侯祠、柳子祠)、周敦颐祠(称濂溪祠、元公祠)、汪藻祠(称浮溪祠)、杨万里祠(称杨公祠)、胡寅祠(在三贤祠内)、蔡元定祠(称蔡公祠)、王政祠(称褒忠祠)、岳飞祠(称精忠祠)等。
朝阳岩之有寓贤祠，始于明代以前，至明重建。清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九《祀典》：“寓贤祠：在朝阳岩上，祀元结、黄庭坚、苏轼、苏辙、邹浩、范纯仁、范祖禹、张浚、胡铨、蔡元定诸贤。嘉靖壬寅知府唐珤建。”
嘉靖壬寅即二十一年(1542)，同年曾承恩《朝阳岩寓贤祠碑》以“他者”身份记述，与方志不同。碑云：“城西南有朝阳岩，岩上有祠，祠久就圯。郡守毘陵有怀唐公以地官正郎，出守来永，朞月，教行化洽，民用诚和。于是修废举坠。朝阳寓贤之祠以成。归濂溪周子于郡庠，专祠寓贤。因次山、山谷之旧，增苏氏文忠、文定，邹文忠、范忠宣、范学士、张忠献、胡忠简、蔡西山诸贤，祀于祠。公为文，偕寮佐同知承恩、通判子恭，告其成。”(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十八《艺文一》)
所谓“岩上有祠，祠久就圯”，已不得其详。此时唐珤任知府，曾承恩任同知。唐珤，武进人，曾著《永州集》三卷。其朝阳岩石刻真迹仍在。
上引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九《祀典》所载，黄庭坚在元结之后，二苏之前。按黄庭坚为苏轼，“苏门四学士”之一，排序不宜在苏轼之前。推测黄庭坚在朝阳岩先已有祠，明以前祀元结、黄庭坚等，故曾承恩称“因次山、山谷之旧”。至清末，光绪《零陵县志》卷三《祠祀》云：“寓贤祠：即元刺史祠，在朝阳岩，祀元结、苏轼、苏辙、黄庭坚、邹浩、范纯仁、范祖禹、张浚、胡铨、蔡元定诸贤。”所记十人全同，惟黄庭坚一人排序有所调整，在二苏之后，是对的。
细论之，二苏实亦未尝来永，故本不宜称为“寓贤”。吕恩湛、绩辰重辑道光《永州府志》卷十四《流寓传》曾详论其事，云：“按哲时绍述祸作，眉山二苏俱贬领外。徽即位，先后移永州，然轼未度领已得提举玉局之命，辙即移岳州，考之实皆未至永。旧志重二苏之名，为之列传，窃所未安。至朝阳岩之作，或谓和人，或谓非此地，要之不足为据。”
吕恩湛、绩辰最终将流寓与祀典二事分开，论曰：“岩中祠位，则二公之忠直，何地不可馨香?固无病于过礼也。”方志《流寓传》中不载二苏，朝阳岩寓贤祠中则仍存祭祀，此纯然可谓一种解决办法。
但细论十人之中，元结并非贬谪而来，亦不当在“流寓”之列。方志所载元结小传，皆在《人物》、《名宦》传中，不在《流寓传》。予谓寓贤祠以元结冠宋贤之前，为十人中唯一唐人，即寓含尊元之义。
元结《自释》曰：“少居商余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为称。”其自命“元子”虽出姓氏本然，亦有抉择。按《书元结传》：“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魏人自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口之色，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建武三年魏主下诏。)可知“拓跋”与“元”并非单纯“符号”，而元结以此自志自喜。后周敦颐谥为“元”，世称“周元公”，此在永州可谓前后二元。
明清寓贤祠十人自元结以下，皆为贬谪之臣，亦皆为党争中人物，即皆为理学中人物。“寓贤”一语由此而得一狭义之确解。按两宋党争最烈，而推重贤臣，表彰风节，亦于此最盛，而永州一地实与两宋儒统道统有一特殊关系。吕恩湛、绩辰道光《永州府志流寓传》序曰：“永州去京师千里，岩壑深峻，风雨不时，古称边瘴之地，士大夫非迁谪则鲜有至焉。”“非迁谪则鲜至”一语亦可解为“至则以迁谪”，故“流寓”实含“谪臣”之意。
兹依光绪《零陵县志祠祀》寓贤祠次序，略具十贤小传如下(所据文献从简不从详)：
元结：《书元结传》略云：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天宝十二载举进士，擢上第。复举制科。会天下乱，沈浮。久之，拜道州刺史。会母丧，人皆诣节度府请留，加左金吾卫将军。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罢还京师，卒，年五十，赠礼部侍郎。
范纯仁：《大清一统志永州府流寓》：吴县人，哲时，永州安置。时疾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既至永，韩维谪均州，其子诉维执政日与司马光不合，得免行。纯仁之子欲以纯仁与光议役法不同为请，纯仁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昔同朝论事，不合则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则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无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黄庭坚：《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庭坚在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
邹浩：隆庆《永州府志流寓传》：字志完，晋陵人。元符元年除右正言，二年立刘氏为皇后，上疏力谏乞斩章惇忤上旨，奸谀，遂除名勒停，监管新州。徽即位，复除右正言、司谏、起居舍人。明年，除中书舍人，迁吏部侍郎，除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寻改知饶州，未赴，以元祐党人谪衡州别驾，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
范祖禹：《大清一统志永州府流寓》：华阳人。言者论祖禹修《实录》诋诬，又摭其谏禁中雇乳媪事，贬昭州别驾，安置永州。
张浚：《大清一统志永州府流寓》：绵竹人。绍兴二十年，徙居永州。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
胡铨：隆庆《永州府志流寓传》：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十年进士，任编修。绍兴五年，秦桧主和，铨抗疏议之，桧怒，除名，编管昭州，改签书威，寻谪永州。
蔡元定：《大清一统志永州府流寓》：建阳人。庆元时，朱子落职罢祠，元定以朱子门人送道州编管。
苏轼、苏辙在《宋元学案》中自为《苏氏蜀学略》，黄庭坚为苏轼亦在《蜀学略》。邹浩为王安石，在《荆公新学略》。范纯仁为范仲淹之子，在《高平学案》。范祖禹为司马光。张浚为程颐、苏轼再传。胡铨为胡安国的，二程再传。蔡元定为朱熹。诸人均在《宋元学案》中，又多列在《元祐党案》。明曾承恩《朝阳岩寓贤祠碑》云：“他若苏氏、范氏、邹、胡、张、蔡诸贤，正气孤忠，触忤于时，相继来永。”正是突出了诸人在党争中的气节，以敢言敢争为尚，以遭贬黜为荣。
然而，诸人虽皆为宋儒中人物，而周敦颐则为两宋理学之开山，位居《宋史传》之首，反而未在寓贤祠祀典中。明曾承恩《朝阳岩寓贤祠碑》解释云：“濂溪周子以三代之英，例以寓贤，实近于亵，庠有专祠，则致尊致亲之道备。”又云：“或疑于诸贤增损去留。”可知周敦颐原本已在旧祠之中，明人新建祠堂反而专意迁徙至府学，使濂溪祠一祠独祀。于此即寓含尊周之义。
故孔子、孟子为，自颜子以下为贤人。故周子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至两宋，周子、程朱为，自余为贤人。故周子承接孔孟，为汉唐以来第三位。此不以一时之声名论，亦不以之地位论。道统与政统合则可，苟不合，道统自道统，政统自政统，道统超于政统之上。明曾承恩《朝阳岩寓贤祠碑》云：“地以人胜，人以道显”，是其已知圣贤次第。周子是圣非贤，故寓贤祠移出周子乃是尊周。
清吕恩湛、绩辰等道光《永州府志》卷十四《流寓传》传序云：“永州去京师千里，岩壑深峻，风雨不时，古称边瘴之地，士大夫非迁谪则鲜有至焉。当其遭谗黜辱，远陟投荒，事出不得已。迨居之既久，习而相安，与其山川草木有声气之通，于是昌其精灵，发为文章，悟其动静，洽与，比得还反，眷恋徘徊不能去。其幽赏结契者，至移家于此，而不复忆其乡国。即不幸如西山之终于羁困，犹且优游顺命，若得所安。夫君子固无往不，而所居之处又复高闲萧澹，适肖其人，感于中而神明渐与之化。是地固以人传，而地亦非无功于人也。岂天之于此，固将以成就寓贤欤?若乃孤臣逸老之迹，与朝臣游士之所经，逆旅偶停，俱足增重。虽然，千古以来，往来行人不知其几，而独取于谪者游者之寥寥;即谪者游者岂尽贤，而独取此数十公。后之来游是邦者，毋徒漫为歌歗，冀幸流传，而反求所以自立，此数十公不愧为之导师已。撰《寓贤传》第十四。”
明隆庆《永州府志》卷十五《流寓传》唐代始于柳元，清光绪《零陵县志》卷九《人物流寓》亦始于柳元。然而寓贤祠中未有柳氏。
周子已有专祠，而迁移出寓贤祠，而特加说明，是尊之;柳元亦有专祠，不入寓贤祠亦未说明其故，是黜之也。
清四库馆臣云：“元结《浯溪中兴颂》尤得诗人忠厚之旨。”(《四库全书提要》范成大《骖鸾录》提要)清鲁山教谕姚裕和《挽元次山》诗：“忠魂千古闭丘坟，宿草寒烟带夕曛。”(明嘉靖《鲁山县志》卷九《艺文》)而宋世理学中人物皆能明道，能廷争，能辨奸。柳元无此也。
故由寓贤祠祀典可知圣贤名宦实有三等：周子为一等，元子与宋贤为一等，柳元为一等。其次第高下如此，即其品题好尚如此。所谓“此数十公不愧为之导师”，当可使人于周旋动静、出处进退之际，皆知敬慎别择。有次第、有序可称文明，可称学术，否则适为文明、学术之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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