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战区、沦陷区的学校迁徙,广大师生背井离乡,在颠沛中不仅难觅读书求学之所,甚而随时可能日军的血洗。1944年5月15日发生的河南大学师生的“潭头惨案”即是一则典型事例。
河南大学肇始于1912年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时期河南省内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抗战前夕,学校已拥有文、理、法、农、医5个学院15个系,范文澜、冯友兰、董作宾、郭绍虞、嵇文甫、罗章龙等知名学者先后在校任教。学生在校或走出校门秉承“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立身做事,不断为学校赢得赞誉。
“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汉铁南侵。11月4日,日军攻占豫北重镇安阳,河南省会开封危在旦夕。风声鹤唳之中教育部与省决定,河南大学由开封迁往豫南山区。1938年3月,文学院、院、理学院在豫南信阳鸡公山、医学院、农学院在豫西南的镇平县开始了中的复课。
5月12日清晨,正在河南视察国防工事的冯玉祥对在炮火声中复课的河南大学、东北中学(时在鸡公山)师生和商民发表讲话,号召和鼓励全国“贯注”,同心同力,抗战。
10月,信阳、武汉先后失守,鸡公山的河南大学校本部及文、法、理学院师生向西北迁至镇平,与先期到达的医学院、农学院会合。孰料不及半年,日军鄂西北,中队组织“随枣会战”与之抗衡,期间与镇平相邻的新野、唐河等多个县城一度失守。立足未稳的河南大学师生再度规避战火,经过300公里的徒步跋涉,于7月份到达伏牛山北麓的嵩县。之后,除医学院留驻县城外,校本部和其他各院系继续前行,直至深山区的嵩县潭头镇(今属栾川县)。
潭头镇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镇,远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聚居。古镇位于嵩县县城西南30余公里,北部为秦岭余脉熊耳山,西、南部为伏牛山,伊河从镇南流过,十几个村落分布于镇中心街周围。镇内老街尚存初年重新修筑的高8米、厚3米的土围子(寨墙),设有东西南北四门,外有宽5米、深3米的寨壕,具有一定的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这里远离军事中心,群山阻隔,交通不便,为暂避战乱求学读书的师生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场所。
当时的嵩县-潭头一带仍处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状态,社会进步缓慢,文化教育事业落后。但民风淳朴,热情厚道并有渴求教育、向往学校的与需求。地方士绅、一般乡民对河南大学都给予了积极支持,甚至倾其所有解囊相助。他们或者清屋腾房,或者捐献家具、工具,供应粮食、肉类、蔬菜等生活用品,或者义务参与整理、修缮等劳动。经过短短的五天准备,校本部和各院系得以安置在三个村庄乡民腾出的22个院落中,实验室、图书馆、仪器室则分别设在普通民房内,更有关帝庙、三官庙、火神庙等公共场所成为别具一格的教学点。伴随着山上杂木和土坯拼成的桌凳和晚间摇曳的油灯,千余名师生开始了深山里的教与学。
自1939年夏到1944年春,河南大学在嵩县潭头的5年时间,成为令人瞩目的在“华北唯一最高学府”。期间教育部多次派员视察,耳闻目睹,为河南大学师生刻苦向学、处惊不乱、教学科研成效卓著的状况所和赞叹。1942年3月,国民决定,河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蒋介石训令财政部,自1942年起河南大学经费列入国家预算。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旨在“打通交通线日,日军攻破中队的黄河防线进攻郑州。之后,向南、向西迂回包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洛阳,并伺机消灭中队主力,中的国立河南大学遭到一场灭顶。
5月上旬,日军一部攻占洛阳外围重要阵地龙门。中队在逐节抵抗失利后,向豫西嵩县-卢氏-豫陕边后撤,以图与第八战区东援部队会合。6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率所部撤至嵩县纸房的上窑村。9日,遗弃军械物资继续西撤。
当日,驻山西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对西撤的中队形成夹击之势。10日上午,日机4架飞抵嵩县县城和近郊,对城防和民屋进行轮番投弹和扫射。日军坦克第3师团第17联队、第37师团步兵第225联队先后编成嵩县支队,由伊川、伊阳(今汝阳)两进犯嵩县,11日晨,日军占领嵩县县城。当日,日军第37师团以步兵第226联队组成卢氏挺进队,沿嵩县-潭头-王家村等进攻豫陕边战略要地卢氏,试图该地及附近包括机场在内的军事设施,堵截和歼灭从洛阳方面退却的中队。
5月10日,日军兵临城下之际,河南大学医学院师生由嵩县县城紧急撤往潭头,与校本部会合。12日,在获悉县城沦陷的消息后,学校迅速通知全体师生撤离潭头,到几十里外的嵩县大清沟(今属栾川县)集合。在轰鸣的炮声中,多数师生踏上了再次之,部分教师家属和学生受困于大雨和山洪仍然滞留在镇内。
14日夜,日军卢氏挺进队由嵩县桥头、罗庄、北店集结前进。在蛮峪街西南,与第一战区117师等部,双方一度激战后,中队向旧县方向退却。日军在大章一带发现写有“河南大学××先生宿舍”字样的门牌,在搜索中发现教学器材仓库一座,日军当即将其抢劫一空,包括蔡斯公司制造的新显微镜52个。日军继续西进,在旧县、西营先后受到中队的阻击,但攻势未挫。此时潭头一带,中国守军主力大部被调往豫陕边一带,仅有的两连兵力难以顾全全镇的防守,致使日军有机可乘。
5月15日上午,两日军攻入潭头镇。时大雨滂沱,山洪陡发,未及撤离的河南大学师生四散逃避却无从安身。盲目奔逃的人流在往北山途中突然遇敌,日军骑兵射击,当场6人,农学院院长王直青和段再丕教授等20名师生被俘。身背经纬仪的助教吴鹏为学校教学仪器与一名日本兵厮打,被当场。
王直青和段再丕教授被身扛枪械等重物在山随行,稍一慢步即遭。不堪其辱的王直青乘敌不备,纵身跳下山崖,幸被一农民营救得以生还。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女生日军,竟被日军用铁丝,刺了几刀后扔进一口深井丧生。医学院院长张静吾与妻子吴芝蕙、侄子张宏中、助产士任锡云、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一行7人结伴逃难。途中被日军所俘,张静吾跳入深沟、任锡云绳索避入一空屋中侥幸逃脱,而吴芝蕙则被连刺数刀身亡,张宏中食管被刺4刀。面对惨无的日军,刘祖望、李先识夫妇、妹妹李先觉表示“宁死不”,三人一起投井自尽。
在这场空前的中,河南大学师生及家属达16人,25人。教室、实验室被一空,房屋被焚,图书典籍被付之一炬。历经五年呕心沥血营造的深山学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幸存的师生在饥寒交迫中踏上了继续之,6月,学校迁进豫鄂陕交界处的淅川县荆紫关,图书损失殆半、仪器设备不全,几无继续办学的条件。次年春,再度西迁,最后至陕西省宝鸡附近,直至日本投降。在抗日战争高等院校内迁的记载中,河南大学是最早内迁的高校之一,也是迁徙次数最多的高校之一。
“潭头惨案”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无数流血惨案之一。在河南大学师生追杀的同时,当地也在日军烧杀中无以为生。面对侵略者的,潭头及其附近的村民千方百计河南大学的教学设备,掩护师生脱逃险境,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石坷村村民祖孙三代守护“潭头惨案”亡灵数十年如一日的事迹,在令人感叹钦佩之际,更从一个侧面彰显并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日军在由嵩县西进卢氏的途中烧杀淫掠,了累累。仅潭头、秋扒等7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在侵略者下,群众死伤100余人,妇女被40余人,被毁房屋100余间,4万余斤粮食被抢,牛马600余头、猪羊近千只、鸡鸭无数被宰杀,返青即将成熟的小麦被2000余亩。但是,面对的枪刺,身处险境的潭头却千方百计河南大学的财产,甘冒风险掩护和救治未及转移的师生。
河南大学仓促撤离潭头,许多教学设备未及搬运而留在了各个教学点。在日军疯狂之际,大王庙村村民将农学院的显微镜、植物标本悄然收藏;党村农民崔铁秀把理学院实验室的贵重器材、仪器搬入自家地窖,将发电机、电动机埋在后院;古城村民杨芬英等收集散落各处的文学院部分图书资料,等等。5月20日前后,河南大学化学系主任李俊甫潜入潭头,寻找未及搬迁的校产。散失各家的仪器、图书资料等被村民争先恐后献出,不少青年农民则自告奋勇承担向新校址搬迁的工作。
潭头惨案发生时,百余名师生分散隐藏于潭头周围的10多个村子农民家中。石门村农民张元父子充当向导,带领河南大学文学院师生向深山。为了摆脱穷追不舍的日军,张元毅然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学生,朝另一方向猛跑以调动日军。师生幸免于难,张元却倒在日军的枪声中。
古城村农民杨章成置自家安危于不顾,将文学院学生李元龙护送到安全地带。张村农民张风祥救护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及其被刺断食管的侄子张宏中;河南坡农民阎虎娃将病重的黄以仁教授及其妻儿藏于家中一月之久,精心照料;韩家坡农民叶三堂收留张长弓教授,最后黄、张教授均被民工顺利护送至荆紫关,而民工王有成却在中不知所终。
距潭头镇3公里的石坷村,在一片布满荆棘的荒坡上排列着三个坟丘,安葬着潭头惨案中的河南大学文学院学生朱绍仙、院学生辛万灵和助教吴鹏。其中朱绍仙的肠子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断,农民李永信将其抢救回家细心照料,终未能他的生命。李永信等将朱绍仙和辛万灵、吴鹏的遗骨分别下葬,堆起坟墓。此后李永信及侄子李中贵、侄孙李红泰祖孙三代亡灵70多年,祭坟扫墓从不间断,直待亡者家属前来寻亲。其情线月,李红泰入选中央文明办发布的“中国榜”,线日,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潭头附中等单位在栾川县潭头镇石坷村看花岭竖立“河南大学潭头惨案”,碑上刻有《抗战期间河南大学师生潭头镇喋血记》《河南大学潭头建碑记》,如实记述了潭头惨案发生的经过,侵略者的战争,告慰者的亡灵,以青山,铭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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