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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城市为什么会离自然越来越远 ——蒯大申在“台北--深圳-上海城市文化议”

类别:永州人文历史 日期:2018-6-8 19:32:02 人气: 来源:

  原标题: 原标题:城市为什么会离自然越来越远 ——蒯大申在“台北--深圳-上海城市文化议”上的——

  原标题:城市为什么会离自然越来越远 ——蒯大申在“台北--深圳-上海城市文化议”上的——

  思想者小传 蒯大申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公共文化研究方向)首席专家。著有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文化强国的制度基础》、《城市更新的文化内涵》、《中国人的民俗世界》、《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等。

  □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并不在于生态系统本身,而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出了问题。因此,改善生态,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需要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整体变革

  □从文化视角看待城市未来,就应该是从人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的角度;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手段;是从生活质量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P的角度;是从人的世界丰富和心灵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质享受的角度

  如今我们的城市已很少有洁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流、茂密的树林。我们的孩子已很少听到小鸟啁啾、雁啼蛙鸣。就连以往每年春天飞来的燕子也无从寻觅。

  城市为什么会离自然越来越远?城市命运与人类自然观的演变密切相关,考察人类自然观的历史演变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世界各民族大都有一个盛行自然的历史阶段,反映了当时人类对自然的和依赖关系。如古埃及人尼罗河神和太阳神;在早期吠陀时代,印度雅利安人盛行天空、太阳、火、光、风、水等。

  在中国,周建国之初,周文王时已有自然生态保育思想。《逸周书·大聚》记载,大禹曾颁发过一条:“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文传》还记载了周文王太子的话:农耕稼穑在奉天时,山林采伐须依成时;预防水旱四殃;畋猎唯时,故不夭胎(怀胎的动物),不取卵,不杀童羊,不服童牛,不驾幼驹;土地适宜利用。

  古代草原民族更是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从而形成了一种崇尚自然的文化。中国藏族有许多对神山、神湖、草场的禁忌,如禁忌在神山上砍伐花草树木,神山上不管有多么贵重的药材或矿藏,都不准采挖;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神山上的;禁忌以之物污染神山;禁忌在神山上打闹喧哗;禁忌夏季举家搬迁,以防踩坏正在生长的牧草,等等。

  在中原农业地区,我们也可以在民间和民间禁忌中看到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如河南林县一带有忌耕日。当地以农历七月十五为牛马等家畜的“生日”。这天停止使用家畜,给牛马放放假,晚上要做一锅炒米汤给牲口喝。民谚云,“打一千骂一万,七月十五喝顿炒米饭”,还要燃放鞭炮,庆贺六畜兴旺。在黄河沿岸和沿海地区有众多河神庙、海神庙,定期祭祀四海龙王、妈祖等神灵。

  古代先民自然,就十分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与效仿。以这种自然观为背景,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象天法地”基本观念。《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之情。”这种古老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演变为一种“象天法地”的思想观念,主张人应效法自然。

  “象天法地”的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的方方面面,大到城市布局、区域分布,小到一栋建筑物的形状。这一原则自春秋时期被提出后,就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城市营建中。翻开众多中国地方志,往往可以看到城市处于山水环抱之中的描述,这就是中国目中理想的“风水宝地”。对“风水宝地”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古代人居建设的全过程,大到城市,小到村镇,再到一房一屋,无不如此。中国古代的许多城市都有与自然融合的传统,居城市有山林之乐。如常熟的“十里青山半入城”,济南的“一城山色半城荷,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杭州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这一历史时期总体上是一种有机自然观。这一自然观的核心是把自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有机体。在,古希腊哲学中的这种自然有机论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成一系列关于自然的有机论哲学。它们的共同前提是:的所有部分都同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起初,人类文明在大自然肥沃的土地上兴起。随着人口大量增加,开垦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原来肥沃的土壤也随之遭到和流失,导致农业生产力日趋下降。随着土地日益衰竭,它所支撑的古文明也逐渐衰落。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地中海文明、玛雅文明、古印度文明都经历了相似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夏商之后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社会发展速度有限,人口自然增长相对缓慢,森林植被的减少在千余年的历程中并不十分明显。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成为自然生态较早的地区。自秦汉至隋唐时期,这里平原地区的原始森林基本上被砍伐殆尽,剩下的多是零星在村落、地头的树木或次生林。《后汉书》等历史文献记载,我国当时除黄河中下游地区外,仍有面积相当广阔的森林覆盖。即使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三四成左右。唐宋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速,随着人口快速增加,对森林的砍伐、越来越严重。除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的森林面积也迅速减少。

  六世纪至十世纪,黄河中下游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丰富,水系发达,土壤肥沃。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长安、洛阳、开封,就坐落在黄河中下游这条轴线上。但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多年战乱,使长安、洛阳日渐衰落。也曾陷入同样的命运。金元时期城的迅速兴起,曾导致西山原始林木遭大量砍伐。其后,历明及清,前后数百年间,由于源源不断的宫廷用炭需要,在西山以内连续开设炭场,以致原始植被及次生林木遭到更大。

  工业揭开了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序幕。传统的工业所需要的能源主要是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其直接后果正是生态、污染。工业对于人类财富积累是一次巨大进步,但对人类却是一场灾难。16、17世纪开始了以实验与方法相结合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牛顿力学为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这种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分离对立的,人处于自然之外,是与自然不同的存在者。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自然观,导致人对自然及其资源的过度。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发展成为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它忽视自然和人类的共同性和相互依存性,夸大人类认识和自然的能力,鼓吹人对大自然进行征服。20世纪以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而滋生了更加狂妄的观念。“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等口号,就反映了这种观念。然而,当我们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和胜利时,自然界开始报复我们。这种工业生产方式和以自然为他者、以征服自然为进步标志的自然观,使城市离自然越来越远,城市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1936年在开采出石油后,刺激了当地汽车业的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初,市已有250万辆汽车,每天消耗约1600万升汽油。由于汽车气化率低,每天有大量含有碳氢化合物的尾气排入大气中。在阳光照射下,这些汽车尾气为浅蓝色的光化学烟雾,使这座本来风景优美、气候温和的滨海城市,成为美国的“雾城”。在光化学烟雾刺激下,当地居民的眼、喉、鼻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

  随着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口密集、工厂林立、交通拥挤等造成城市严重的污染与生态。城市化使水泥、沥青等石化产品替代了土壤、草地、森林等自然地面,影响了大气的物理状态,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城市中心往往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球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一种人类的共同命运感在全球萌生,并逐渐成熟。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污染控制技术解决不了日趋复杂而严重的问题。只有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和政策,按照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的要求,控制人口,减少资源消耗,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利益和共同危机带来共同价值观,关于生态文明的全球性思想因此而形成。这种人类共同价值观将对人类的未来抉择产生深刻影响。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人类意识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自然资源与极限的概念。同年,首次人类会议通过《人类宣言》,生态文明权、代际,为生态立法提供了价值导向与理论基础。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宣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1992年联合国与发展大会发表《里约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的普遍共识和共同行动。

  问题正严重制约着世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摒弃传统的城市化模式,开创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1996年4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城市与健康”,并公布“健康城市10条标准”。2005年6月,世界日暨全球绿色生态大会在美国举行。大会发表的《城市协定——绿色城市宣言》呼吁努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世界上许多城市正在作出不懈努力。

  以英国为例。1956年,英国首次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在城区设立无烟区,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将发电厂和重工业等煤烟污染大户迁往郊区。1974年,英国颁布《控制公》。该法全面系统地了对空气、土地、河流、湖泊、海洋等方面的以及对噪音的控制条款。1995年,英国通过了《法》,要求制定一个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伦敦通过依理污染、发展公交系统、提倡自行车出行、建设大型环形绿化带和生态公园等措施,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摘掉了“雾都”的帽子,重新迎来蓝天白云和清新空气。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招展过程中,世博会组织者共收到全球80个城市递交的108个自荐案例以及国际组织推荐的上百个案例。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世界城市在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反映了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其中“:可持续城市,未来城市”、“意大利米兰‘24小时’新总部办公楼”、“西班牙马德里:公共廉租屋的创新试验”、“伦敦的‘贝丁顿零能耗生态住宅’”都成为世博会期间参观者热捧的对象。

  在以上对历史的简略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命运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城市命运与人类自然观的变迁紧密相联。

  19世纪后半叶,因为看到城市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罗伯特·欧文最早提出“花园城市”的概念。后来,英国建筑学家霍华德发表了专著《明天的花园城市》,将这一想象作为一个理论提出。他们都希望城市能够被科学规划,城市能够像园林、花园一样美丽宜人。今天,“低碳城市”又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城市想象。这种种预测和想象,都对城市的历史进步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上述想象或者预测,即使是生态视角,也大都只是在技术层面进行思考。

  应该看到,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并不在于生态系统本身,而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出了问题。因此,改善生态,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需要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整体变革。

  从文化视角看待城市未来,就应该是从人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的角度;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手段;是从生活质量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P的角度;是从人的世界丰富和心灵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质享受的角度。

  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看城市,我们希望未来城市仍然能够看到春天有燕子飞来,秋天有大雁飞去;河水清澈,里面可以游泳、可以钓鱼。过去小学语文课本里有这样的课文: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这种景象在今天城市里已经完全看不到了,我们希望孩子们今后又有机会看到。

  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看城市街道,我们希望未来城市仍然是一个适宜步行的城市,可以从街的一边地走到另一边,而不是如今被十车道或二十车道、高架道分割肢解。还希望未来城市是对自行车友好的城市。

  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看城市社会,我们希望未来城市是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的城市,是市民们都能够对城市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并参与城市管理的城市,而不是高度碎片化、老死不相往来的城市。

  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看城市文化,我们希望未来城市是市民能够接受良好教育、享受丰富文化生活的城市,是保存了历史记忆、各种文化共存共荣的城市,也是能够使人的生活高度丰富的城市。

  无论如何,未来的城市往何处去,取决于我们对未来城市的认识,更取决于推动城市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实践和行动。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它不是仰仗神明的文明,也不是人类自以为是的文明,而应该是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文明。这才是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园。

  据联合国预测,未来50年世界人口将由目前的60亿增至90亿,亚洲人口将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加上人口持续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亚洲的城市将会承受沉重压力。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各个阶层都必须在社会管理、科技发展及生活方式上做出彻底改变,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担当。

  两百多年前康德曾预言,人类历史的结局将是在“完全的体制”背景中实现人的,同时人类将实现。现在的人们还有这样的自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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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 原标题:城市为什么会离自然越来越远 ——蒯大申在“台北--深圳-上海城市文化议”上的——

  原标题:城市为什么会离自然越来越远 ——蒯大申在“台北--深圳-上海城市文化议”上的——

  思想者小传 蒯大申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公共文化研究方向)首席专家。著有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文化强国的制度基础》、《城市更新的文化内涵》、《中国人的民俗世界》、《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等。

  □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并不在于生态系统本身,而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出了问题。因此,改善生态,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需要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整体变革

  □从文化视角看待城市未来,就应该是从人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的角度;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手段;是从生活质量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P的角度;是从人的世界丰富和心灵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质享受的角度

  如今我们的城市已很少有洁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流、茂密的树林。我们的孩子已很少听到小鸟啁啾、雁啼蛙鸣。就连以往每年春天飞来的燕子也无从寻觅。

  城市为什么会离自然越来越远?城市命运与人类自然观的演变密切相关,考察人类自然观的历史演变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世界各民族大都有一个盛行自然的历史阶段,反映了当时人类对自然的和依赖关系。如古埃及人尼罗河神和太阳神;在早期吠陀时代,印度雅利安人盛行天空、太阳、火、光、风、水等。

  在中国,周建国之初,周文王时已有自然生态保育思想。《逸周书·大聚》记载,大禹曾颁发过一条:“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文传》还记载了周文王太子的话:农耕稼穑在奉天时,山林采伐须依成时;预防水旱四殃;畋猎唯时,故不夭胎(怀胎的动物),不取卵,不杀童羊,不服童牛,不驾幼驹;土地适宜利用。

  古代草原民族更是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从而形成了一种崇尚自然的文化。中国藏族有许多对神山、神湖、草场的禁忌,如禁忌在神山上砍伐花草树木,神山上不管有多么贵重的药材或矿藏,都不准采挖;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神山上的;禁忌以之物污染神山;禁忌在神山上打闹喧哗;禁忌夏季举家搬迁,以防踩坏正在生长的牧草,等等。

  在中原农业地区,我们也可以在民间和民间禁忌中看到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如河南林县一带有忌耕日。当地以农历七月十五为牛马等家畜的“生日”。这天停止使用家畜,给牛马放放假,晚上要做一锅炒米汤给牲口喝。民谚云,“打一千骂一万,七月十五喝顿炒米饭”,还要燃放鞭炮,庆贺六畜兴旺。在黄河沿岸和沿海地区有众多河神庙、海神庙,定期祭祀四海龙王、妈祖等神灵。

  古代先民自然,就十分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与效仿。以这种自然观为背景,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象天法地”基本观念。《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之情。”这种古老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演变为一种“象天法地”的思想观念,主张人应效法自然。

  “象天法地”的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的方方面面,大到城市布局、区域分布,小到一栋建筑物的形状。这一原则自春秋时期被提出后,就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城市营建中。翻开众多中国地方志,往往可以看到城市处于山水环抱之中的描述,这就是中国目中理想的“风水宝地”。对“风水宝地”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古代人居建设的全过程,大到城市,小到村镇,再到一房一屋,无不如此。中国古代的许多城市都有与自然融合的传统,居城市有山林之乐。如常熟的“十里青山半入城”,济南的“一城山色半城荷,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杭州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这一历史时期总体上是一种有机自然观。这一自然观的核心是把自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有机体。在,古希腊哲学中的这种自然有机论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成一系列关于自然的有机论哲学。它们的共同前提是:的所有部分都同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起初,人类文明在大自然肥沃的土地上兴起。随着人口大量增加,开垦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原来肥沃的土壤也随之遭到和流失,导致农业生产力日趋下降。随着土地日益衰竭,它所支撑的古文明也逐渐衰落。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地中海文明、玛雅文明、古印度文明都经历了相似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夏商之后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社会发展速度有限,人口自然增长相对缓慢,森林植被的减少在千余年的历程中并不十分明显。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成为自然生态较早的地区。自秦汉至隋唐时期,这里平原地区的原始森林基本上被砍伐殆尽,剩下的多是零星在村落、地头的树木或次生林。《后汉书》等历史文献记载,我国当时除黄河中下游地区外,仍有面积相当广阔的森林覆盖。即使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三四成左右。唐宋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速,随着人口快速增加,对森林的砍伐、越来越严重。除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的森林面积也迅速减少。

  六世纪至十世纪,黄河中下游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丰富,水系发达,土壤肥沃。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长安、洛阳、开封,就坐落在黄河中下游这条轴线上。但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多年战乱,使长安、洛阳日渐衰落。也曾陷入同样的命运。金元时期城的迅速兴起,曾导致西山原始林木遭大量砍伐。其后,历明及清,前后数百年间,由于源源不断的宫廷用炭需要,在西山以内连续开设炭场,以致原始植被及次生林木遭到更大。

  工业揭开了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序幕。传统的工业所需要的能源主要是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其直接后果正是生态、污染。工业对于人类财富积累是一次巨大进步,但对人类却是一场灾难。16、17世纪开始了以实验与方法相结合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牛顿力学为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这种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分离对立的,人处于自然之外,是与自然不同的存在者。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自然观,导致人对自然及其资源的过度。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发展成为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它忽视自然和人类的共同性和相互依存性,夸大人类认识和自然的能力,鼓吹人对大自然进行征服。20世纪以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而滋生了更加狂妄的观念。“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等口号,就反映了这种观念。然而,当我们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和胜利时,自然界开始报复我们。这种工业生产方式和以自然为他者、以征服自然为进步标志的自然观,使城市离自然越来越远,城市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1936年在开采出石油后,刺激了当地汽车业的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初,市已有250万辆汽车,每天消耗约1600万升汽油。由于汽车气化率低,每天有大量含有碳氢化合物的尾气排入大气中。在阳光照射下,这些汽车尾气为浅蓝色的光化学烟雾,使这座本来风景优美、气候温和的滨海城市,成为美国的“雾城”。在光化学烟雾刺激下,当地居民的眼、喉、鼻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

  随着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口密集、工厂林立、交通拥挤等造成城市严重的污染与生态。城市化使水泥、沥青等石化产品替代了土壤、草地、森林等自然地面,影响了大气的物理状态,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城市中心往往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球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一种人类的共同命运感在全球萌生,并逐渐成熟。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污染控制技术解决不了日趋复杂而严重的问题。只有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和政策,按照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的要求,控制人口,减少资源消耗,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利益和共同危机带来共同价值观,关于生态文明的全球性思想因此而形成。这种人类共同价值观将对人类的未来抉择产生深刻影响。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人类意识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自然资源与极限的概念。同年,首次人类会议通过《人类宣言》,生态文明权、代际,为生态立法提供了价值导向与理论基础。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宣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1992年联合国与发展大会发表《里约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的普遍共识和共同行动。

  问题正严重制约着世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摒弃传统的城市化模式,开创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1996年4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城市与健康”,并公布“健康城市10条标准”。2005年6月,世界日暨全球绿色生态大会在美国举行。大会发表的《城市协定——绿色城市宣言》呼吁努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世界上许多城市正在作出不懈努力。

  以英国为例。1956年,英国首次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在城区设立无烟区,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将发电厂和重工业等煤烟污染大户迁往郊区。1974年,英国颁布《控制公》。该法全面系统地了对空气、土地、河流、湖泊、海洋等方面的以及对噪音的控制条款。1995年,英国通过了《法》,要求制定一个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伦敦通过依理污染、发展公交系统、提倡自行车出行、建设大型环形绿化带和生态公园等措施,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摘掉了“雾都”的帽子,重新迎来蓝天白云和清新空气。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招展过程中,世博会组织者共收到全球80个城市递交的108个自荐案例以及国际组织推荐的上百个案例。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世界城市在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反映了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其中“:可持续城市,未来城市”、“意大利米兰‘24小时’新总部办公楼”、“西班牙马德里:公共廉租屋的创新试验”、“伦敦的‘贝丁顿零能耗生态住宅’”都成为世博会期间参观者热捧的对象。

  在以上对历史的简略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命运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城市命运与人类自然观的变迁紧密相联。

  19世纪后半叶,因为看到城市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罗伯特·欧文最早提出“花园城市”的概念。后来,英国建筑学家霍华德发表了专著《明天的花园城市》,将这一想象作为一个理论提出。他们都希望城市能够被科学规划,城市能够像园林、花园一样美丽宜人。今天,“低碳城市”又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城市想象。这种种预测和想象,都对城市的历史进步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上述想象或者预测,即使是生态视角,也大都只是在技术层面进行思考。

  应该看到,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并不在于生态系统本身,而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出了问题。因此,改善生态,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需要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整体变革。

  从文化视角看待城市未来,就应该是从人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的角度;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手段;是从生活质量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P的角度;是从人的世界丰富和心灵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质享受的角度。

  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看城市,我们希望未来城市仍然能够看到春天有燕子飞来,秋天有大雁飞去;河水清澈,里面可以游泳、可以钓鱼。过去小学语文课本里有这样的课文: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这种景象在今天城市里已经完全看不到了,我们希望孩子们今后又有机会看到。

  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看城市街道,我们希望未来城市仍然是一个适宜步行的城市,可以从街的一边地走到另一边,而不是如今被十车道或二十车道、高架道分割肢解。还希望未来城市是对自行车友好的城市。

  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看城市社会,我们希望未来城市是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的城市,是市民们都能够对城市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并参与城市管理的城市,而不是高度碎片化、老死不相往来的城市。

  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看城市文化,我们希望未来城市是市民能够接受良好教育、享受丰富文化生活的城市,是保存了历史记忆、各种文化共存共荣的城市,也是能够使人的生活高度丰富的城市。

  无论如何,未来的城市往何处去,取决于我们对未来城市的认识,更取决于推动城市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实践和行动。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它不是仰仗神明的文明,也不是人类自以为是的文明,而应该是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文明。这才是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园。

  据联合国预测,未来50年世界人口将由目前的60亿增至90亿,亚洲人口将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加上人口持续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亚洲的城市将会承受沉重压力。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各个阶层都必须在社会管理、科技发展及生活方式上做出彻底改变,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担当。

  两百多年前康德曾预言,人类历史的结局将是在“完全的体制”背景中实现人的,同时人类将实现。现在的人们还有这样的自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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