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江南会馆
戏楼
贵阳天后宫(福建会馆)
贵阳两广会馆
镇远两湖会馆牌坊
核心提示
位于贵阳近郊的青岩古镇,是一个佛、道、三教汇聚的地方。其中,建于道光九年的寿,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由大殿、厢房、戏楼组成,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又有一雄一雌两棵桂花树,每逢秋天,香飘满园。
按理,为六根之地,但寿里却还有个戏台,戏台的建筑风格为三间平列式,算是寺内最好看的建筑了。可见,非一间那么简单,稍作了解,便会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湖南会馆,原是由湖南籍商人移居青岩时建立,一则为神灵、先祖,以求庇佑；而更重要的是,作为能与家乡保持的商贸、社交场所而存在。于是,围绕着那戏的看戏、喝酒、谈生意,便是曾几何时寿里最热闹的景象。而湖南会馆,作为旧时贵州的独特人文景观,也如实地记录着贵州的移民文化、商旅文化。
商旅的家园
会馆是各省商人共同利益的代表,是一种形象标志,所以各省商贾不惜重金在城镇的中心抢购地皮,倾全力精心打造。如此,会馆的数量多少,规模大小,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省移民在数量和经济实力上的差距。
在贵州,各地兴修的会馆几乎都集中在人口密集、商贸繁华的黄金地段,同时,会馆的大肆修建、争斗奢华也进一步构筑了这些黄金地段的身价。比如贵阳的中华南、中华北、大十字、陕西,都曾是各地会馆斥重金打造的家园。
由于外商乡音难改,习俗,移民也为贵州带来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这首先反映在建筑图腾与生活上。中国幅员辽阔,各省人所崇奉的神灵和偶像不同,于是各省的会馆也各奉各神,各烧各香。也因此,会馆的牌匾上常常出现、道观的名字。
在石阡万寿宫山门口的图腾上,可以看到“八仙过海”的浮雕。但仔细一看,似乎还多了一人,而此人就是江西移要的本家神祇许真君,并从中可见江西移民的经济意识。同样,湖南、湖北在贵州建三楚会馆或两湖会馆,因崇奉大禹,故多称“禹王庙”；而来贵州的四川都是小商小贩及手艺人,尊李冰父子为川祖,故“川祖庙”多是四川会馆；闽商敢于闯荡,常常出海贸易,因海上凶险,崇奉天后(即“妈祖”),凡天后宫又都是福建会馆。
今天,在贵州现存的会馆旧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当属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石阡万寿宫。这座江西会馆始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与石阡县古城老街相连,占地1.2万平方米,由万寿宫、圣帝宫、紫云宫、禹王宫、阁、龙王庙、玉皇阁、忠烈宫等古建筑组成,全长180余米。它与保存完好的古街、古巷、古民居、古桥梁、古温泉、古河道、古塔、古寺一起,构成了值得回味的历史人文景观。
而如果从会馆的匾额来说,保存最多、最完好的,要数黎平县的两湖会馆。黎平地处黔湘交界处,历史上也曾隶湖广。因为聚居在此的湖南客商非常多,清嘉庆二年(1797),以湖南客商出资为主,在黎平县城东门街西侧胡家坪二郎坡修建了两湖会馆,成为这一地区会馆中的代表。从嘉庆年间到的百余年间,各级地方、文人墨客、商贾,为两湖会馆的禹王宫题赠了大量的匾额。
另外,为了寄托思乡之情,各地会馆每逢佳节都会按照家乡的传统组织活动。
据史料记载,在福泉牛场的湖广馆,每年农历九月初三都要举办“大佛会”,邀请会员前来祭神、聚餐。而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八、四月初一、八月初一和十月初一,福泉的江西会馆也要活动,在会馆内焚香祭祀、摆席聚餐、商讨会馆的有关事宜。
镇远的福建会馆每年要做大会期三次,小会期多次,最大的一个会是农历的三月二十三日,这是天后的生日。于是,所有闽籍人都要带领全家男女老少到福建会馆天后宫内为天后拜寿,三天,既有阳戏、辰河戏、花灯戏的表演,又有麻将、纸牌等娱乐。
当然,这些活动的大小,次数的多少,都是根据会馆自身的财力而决定的。
时代兴替的缩影
明洪武年间实行的“屯田戍边”政策,使朝廷大军入黔,随军涌入的还有大量的外省移民。但这一时期移民,因受的组织,大多还是到贵州开荒种地的。
元代对今贵州主要驿道干线的整修之后,明代移民对于贵州境内驿道的不断修筑和扩建,使得贵州的交通枢纽基本形成,于是贵阳、镇远这些具有特殊地理的水陆交通要塞,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条件。到清代各大商帮开始蓬勃发展时,贵州也就迎来了又一次移民的浪潮。但这一次,外省的客商们是自发地为利而来,并建立会馆作为相互照应、共谋发展的乡情纽带。
据统计,在贵州的历史上,先后共建有各类会馆214个,分布在省内各地。这些会馆中又以江西会馆为最多,共有74个。其次分别为四川会馆54个,湖广会馆54个,福建会馆13个,江南会馆5个,广东会馆4个等。
会馆多聚集于交通方便的城市和水陆码头。省会贵阳是“五方杂处”之地,因此兴建的会馆也最多。其中,湖南、江西、四川会馆成立最早,规模也最大,鼎盛时期占地多达数百亩,又通过佃租,继续增大收入。福建、云南、两广、湖北、陕西等会馆成立得相对较晚,但除了会馆馆址外,也置有铺面、房产、田土、义园等会产。到清末,贵阳已有湖南、江西、四川、湖北、江南(安徽和江苏)、浙江、北五省(冀、鲁、豫、秦、晋)等11个外省会馆,以及兴义八属这样的本县会馆等。
而随着会馆的落地,外省的客商也带着本籍的优势行业在贵州落户,比如贩盐的江西盐商,修屋的湖南木匠,开窑制作砖瓦的四川砖瓦匠,织纺丝线的湖南常德技师,开钱庄的山西老板,等等,各成行业,热闹非凡。
辛亥以后,地方军阀盘踞,内乱连年。较大的会馆,由于收入丰厚、房屋宽敞,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军阀的主要目标,损失惨重。到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全国沦陷区的各机关、军队、学校、工商团体,纷纷撤退至西南大后方,使得省会贵阳的城市人口忽然由10多万人猛增至近30万人。一时间,贵阳市内的各会馆便担负起大量客籍难民的职责,并继而改名为“”。最终新时代。
从会馆看贵州经济--访史学家、省文史馆研究员史继忠
历史学家史继忠是贵州的江西移民,他说自己这一辈还能看见小时候父亲时常去参加本籍会馆的活动,而逢年过节,会馆也会派人送来礼物。“那个时候,如果从江西到云南,途径贵阳,可以在会馆借宿,如果费不够,本籍的会馆也会代为支付盘缠。”
于是,听史继忠说着自己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会馆故事,那些原本只存在于黑白照片中、长衫马褂的遥远记忆,便一下子亲切起来。
江西人崇奉许真君,因宋徽曾将许真君的宫观赐名“玉隆万寿宫”,所以,江西会馆都称“万寿宫”。史继忠说,那时候贵州最多的是江西会馆,从省城到各府州县乃至重要集镇,都有江西人所设的会馆。
可为什么偏偏是江西会馆最多呢?原来,在当时中国兴起的十大商帮中,尽管江西商人的资本不如徽商、晋商,胆量不如闽商、粤商,却也有“徒张空拳以笼百务”的本事。他们长于贩运货物,把商业活动的重点放在经济薄弱的西南地区,贵州便是他们开拓的重点地区之一。
如此,会馆的多少不仅反映了外来移民人口的流向,同时成为外地经济向省内辐射的纽带。一方面,它们多聚集于交通方便的城市和水陆码头。
另一方面,史继忠认为,自清以来的大批入黔移民,大多是看中贵州地广人稀的经济资源,他们或是为了购置田产,或是在城中做工,或是在城镇经营商业、手工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资金移民、技术移民和劳务移民。但由于乡土之链,乡音难改,同一个地方来的人,很自然而然地就抱团在一起,相互打开商,并联手成为特定的行业寡头,以便与其他地区的商人展开竞争。
于是,不难发现,开钱庄的大多是山西人,做典当的则是陕西人,经营百货的是浙江人,街边的小商小贩以及手艺人说的是四川话。而地方会馆就是在这样的与意识中兴建起来的。
然而同为会馆,贵州的会馆与外地的也仍有不同。史继忠说,“比如在,会馆多是同籍在京官员和赴京会考的举人歇脚相聚的会所,而在贵州,则更多是各地移民共谋商机之地。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相比起贵州经济的向外辐射,更多是外省经济向内辐射。”会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是清代贵州已卷入全国的商品市场,各地商人都来贵州经商,把外地货物运到贵州销售,又把贵州的土特产,如木材、朱砂、水银、桐油、生漆、药材等运销外地。
会馆作为当时社会中很重要的商贸洽谈场所,今天的人们可以从现存会馆的建筑遗迹中略知一二。因为几乎所有的会馆都设有戏楼,这一建筑职能便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各地商人相互登门拜访,在会馆里一边洽谈生意,一边看戏、喝酒的情形。
此外,由于亲戚相招,有来无去,会馆则购买土地设为义园,供同乡逝者安葬；而为了子孙后代家族兴旺,会馆又多设有私塾或学堂。于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贵阳市的富水小学(原名冀鲁豫小学)、小学(原名楚才小学)、贵阳四中(原名豫章中学)等十余所中小学,最初就是由各会馆出资兴办的。
延伸阅读贵阳会馆记忆
作为省城的贵阳,于清顺治年间开始有外省人集资成立会馆,并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鼎盛,先后建有湖南、江西、四川、云南、湖北、福建、江南、山陕、浙江、两广、北五省,共计11个外省会馆。
湖南会馆是外省商人在贵阳成立的第一个会馆,位于今中华南原百花影剧院处,目前尚有遗迹可寻。该会馆由湖南籍商人在清顺治年间开始修建,至康熙三年(1664)建成。会馆的最初名称为三楚会馆,道光二十四年(1844)改名两湖会馆。后因在贵阳的两湖客商日渐增多,湖南、湖北两省的商人又各建了一个会馆。
为了壮大会馆的,湖南会馆设总领两人,一位是官总领,一位是商总领。又在总领下设值年,由参与会馆的各府(大公、长沙、衡阳、永州、宝庆、常德)推荐。两位总领各司其职,负责保管会馆的房、田契约以及其他的重要文书票据,各府的值年则负责管理本府收支及其他杂项事务。总领和值年的重要职责,是要想办法为会馆里的各府添购房屋、出租田产、增加资产,而会员通常只是在“神会”期间才到会馆里聚餐。
鼎盛时期的湖南会馆,仅在贵阳市内就有田土数百亩,房屋、铺面200余幢(间)。会馆曾在城西置有别墅,名“紫林庵”,“祀”,后有花神祠。如今别墅已无踪迹,但紫林庵之名却沿用至今。湖北会馆原址在今贵阳小学处,后迁至湖南会馆旁,合称“两湖会馆”。
作为省内最多的外省会馆,贵阳市内的江西万寿宫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建于龙井巷内,经乾隆、嘉庆、道光等朝代修建,十分壮观。那时,自北门桥到大十字的较好铺面已连成一片。会馆曾建立学校,后为原云岩二中校址。
如今人们可以在贵阳看到的江西会馆是由移居青岩的8户江西人集资而建的“八家祠堂”。
贵阳的四川会馆是清初时由明末建立的川主庙改名而成,又有新老之分。老会馆在今黔灵东原豫剧团驻地,是明崇祯年间,四川籍商人在贵阳捐资购买化龙桥西侧口房屋加以扩建成川主庙的。而新会馆原址是贵阳市成都小学,旧址现已,是因清光绪元年(1875)曾任贵州巡抚的四川曾璧光逝世于任上,其同乡在今中华北原云岩电影院后置房屋,建立曾公祠而来。资料记载,新川会馆经历年经营,范围扩大,购买了云岩电影院至今成都的房产,馆内设曾公祠、宏雅楼等设施。
除以上3个在贵阳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地方会馆外,还有位于贵阳市南六洞桥侧的福建天后宫,位于环城东的江南会馆。当时,江南会馆多有文人书生云集,留有众多名联,其中“情话一堂,今雨旧雨,乡心万里,江北江南”一句,就表达浓郁的思乡情结。
浙江会馆建于道光八年(1828),原址在贵阳东门内头浪坡,曾为老东门小学校址。尽管广东籍移民在贵州相对不多,但两广会馆却是贵阳会馆中园林艺术最精美的。地处永祥寺之城南墙背面,为今遵义上贵阳三中所在地。据悉,28年重颁土地证时,两广会馆有田土约130余亩,房屋、铺面百余间。因常被用于驻兵,以致祠馆日渐败落,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贵阳医学院曾租用其中主要部分设立附属医院。如今原会馆建筑除斗姆阁犹有外,其他均已不复存在。
曾位于贵阳市和平的云南会馆,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时会馆至天主沿街的房屋、铺面记本上都是属于云南会馆的。新中国成立后,会馆改为第九幼儿园,原旧址仅剩正厅残貌。
山陕会馆建于清康熙二十五年,由山西、陕西两省客民建造,地点于今陕西中段。从当时山西人经营钱庄,陕西人经营当铺可知,陕西算是贵阳市最早的金融街。此外,在今天的富水南富水小学处,曾经亦是北五省会馆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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