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随文化发生发展看地域文化融合
包毅国
一、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化最具活力的元素。
地域不是简简单单地弄清地方的、物产、地形，而是探寻人类在这片地域怎样。人类在这种探索中就形成了文明。因为人类在适应或征服山水的过程，采取了各不相同的手段，这各不相同的手段来源于人类的需求和人类自己对周围的认识。
天地的可视、丰富、神秘，引发人类的想象，也人类去适应或征服。适应或征服的前提就是认真观测，早期的人类总是站在自己的去观测周边的山水、或以自己的生命经验认识山水。因为中国山水的巨大差异性就必然产生中国地域文化的丰富性。
人类对地球起源有许多不同的认识，随着人们科学知识的积累。大爆炸的学说逐渐被人们接受。这个学说证明物质的运动比较接近真理。我们初步知道，地壳不是完整的整体，而是由大小板块构成。物质的运动让板块相交的地方发生错动、碰撞。地壳的岩层出现挤压、扭动、延伸，大地出现断裂、褶皱
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碰撞，形成了中国中部的秦岭山脉，这条山脉的存在为中国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完美而足够的空间。因为这条山脉区隔和分割了中国的两条大河，这就是长江与黄河。中国的长江流域面积达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面积达万平方公里。
纵观人类文明，唯有中华文明能延续年而且能健康成长，与这个空间有关。我们曾惊叹古埃及文明，但尼罗河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仅有万余平方公里；我们也曾赞美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文明，但两河文明的中心区域也只有万余平方公里；我们还赞誉过古印度文明，但恒河适合文明成长的区域也仅仅万余平方公里。文明的发展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但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人类依天地而存在，天地的形貌性质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人群和不完全相同的方式，这就是地域文化产生的原因。地域的广阔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地方是天圆地方的浓缩。天圆地方不仅仅是天地的形状描述，而是天地的时空框架和运行的结合。太阳的东起西落，极星的四季变化，人们有了很明显的时空感觉。这种时空感就是天地的一种秩序。人类就是依照这种秩序而。
这就是说，天的道是周行循环，地的道是规规矩矩，各守其位不越规矩。“方”是一种秩序，规则，是一种稳定。那么它的本质就是人文，而不是自然，是我们人类对不同山川规则秩序的认同，对广阔空间秩序的遵从。
《史记天官书》中曰：“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宦，在人象事。”天和地是精与体的关系。天是精华之气，地是与天对象的“象”。天的运行虽然一致，但地有万象，必然“象”有不同。于是古人把宽阔的中国进行了分野。分野理论十分复杂，但却具有地域的丰富性。
实际上，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因素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每一个生命都被这四个自然因素烙上深深地印痕。仁者乐山，是因为山的崇高险峻，沉着稳定，必然影响人的思想成为仁者；因为水的奔腾、流动、变易，也会让人感觉到水的柔性和智慧，也就有了智者乐水。北方的气候寒冷干燥，只能种植旱耕作物，高粱、玉米、大豆、白面与北方人的魁伟和刚健的体魄有密切的关系，这就为他的勇敢与剽悍提供了的物质基础。南方湿润潮湿的天气，必然为山川提供足够的水份，密布的河流、纵横的湖泊，只能为机灵和敏捷的提供温床，这就是智者的基础。尽可能在较小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只有种植水稻。大米仅仅是养育了南方的灵巧吗？水稻的生长特性必然人们探索这种植物的最高产量，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水稻生长的最大特征是离不开水，这就需要土地的平整和堰塘的修筑。这就不是个体的力量所能完成，群体的力量需要聚集在一起，必然产生一个召集人。你这个召集人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凭什么听你的？服从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二是。慢慢人们体味出，唯有的力量才能把这种聚集的力量弄得更紧密。这就产生了。人家听你的话，是因为听你的可以沾到你的光，而且你实意把自己的爱奉献给大家。这样就产生了文化的本质，文化的本质就是爱。
秦岭的存在隔开了中国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形成了黄河以北的狩猎采集区域文化，旱作粗放种植区域文化，稻作精细农耕区域文化三大区域。不同的历史文化学者把这三大区域划得更细更小，更精致。我以为每种划分都有自己的道理。因为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尽相同，就可能孕育不尽相同品格的群体，复杂而广阔的地域与世界的其它古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地域文化的丰富。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能便易地走进一个大局面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和比古埃及、中东两河流域及古印度的不同，是有一个完美的空间。不象这些文化始终在一个很小的面积里（钱穆《中国文化导论》上海三联书店）。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和品格。中国文化从发展时就有自己的文化谱系。因为中国地域的广阔，为各种不同的族群提供了雄厚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它的多元性统一发展的态势。因为族群的繁衍和扩大，必然让不同的群体寻找更大的空间，各种不同族群互相影响、冲突融合，让众多的的小族群进入了大族群，每个不同族群都有自己的优势，当他进入大族群，其实就是为大族群提供了营养，让一个伟大民族出一种成长的态势。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对生命的关注。中国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体的文化。人类生命依靠山水草木而存在，自然山水的主题思想、观念就进入人类的灵魂。因此，我们解读自然的山水其实就是解读依居山水而的人类生命的主题思想、观念，这就是生命的节奏韵律。那么这里的山水就有了生命的张力，或者说这就是山水的活力状态。这种活力状态是人类生命的气势和韵律，它所孕育出的一种文化，就是地域文化。
我们知道板块碰撞产生了中国中部的秦岭。大板块中其实还有许多小板块。中央造山带的存在为“杨子板块”和“华北板块”运动提供了推和搡的力量。板块交结的部分就出现了“开”、“合”现象。大地的裂陷就是“开”，大地的相撞挤压就是“合”。多次的开合，秦岭之南形成了两个大盆地。这就是中国中部的南（阳）襄（阳）盆地和江汉盆地。这两大盆地的边缘就有了一块无无脉的断块山地大洪山。
有山就有水。大洪山中有几泓清泉、依山而下。大洪山依次而下是大量的陂陀岗地和冲激平原。似乎完全没有雄伟浩大的景观，也没有恢弘巍峨的气度。这几泓清泉也没有浩浩荡荡的激烈，也没有豪迈苍茫的英姿，但依山而下的过程中，宽容地接纳了股股叠叠的清泉。于是它有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涢水，这是一条有大小支流条的小河，条支流呈叶脉状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河岸的两边有适合生长稻谷的沃土。也成为动物植物生命的乐园，当然也有人类赖以的物质基础。
说这里是天地最好的地方，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这四大因素的相关数据很枯燥，也难以让人信服。而《中国救荒史》有一份十分完整的资料，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根据隋唐年间，国家粮库用于赈灾的粮食出库记载而整理出版的一本书。这详细记载了全国县一级区域国家赈灾粮的出库情况。它从隋开皇元年（即公元年）到唐哀天佑四年（即公元年），共年，随州共有次国家粮库赈灾粮，这就是说年的时间里，随州生次灾荒，其中次，旱灾次。相当于年发生一次，年发生一次旱灾。而这一时期，全国各州县平均年发生一次，年一次旱灾。也就是说，生在随州，按人一生活岁计算，你可能是一辈子遇到一至两次灾荒，而在随州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次以上的灾荒。中国古代何为灾荒？那是易子相食，饿殍遍野。只有这时候，才可以国家的赈灾粮。因为欺哄国家骗的赈灾粮食是灭九族的大罪，应该说，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商务印书馆年影印版）。
天地大自然赋予随州这么好的自然条件，这里留下人类活动过程中的遗物就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知道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是需要长时间的创造和累积，绝不可能是一人在朝夕间完成。考古和相关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生活在随州这块土地上。年月，湖北省文管会文物调查组在距随州市区约公里的坡地上采集到一件打制的石器。该石器打击点集中，半锥体较平，石片角为，放射线较清楚，器物大部分边缘都作了粗糙的第二步加工，刃缘呈明显的弯曲状，石器左侧，从台面到末端均保留着天然的烁石面。年月经裴文中先生鉴定，确认这件石器是旧石器，这是湖北乃至长江流域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湖北随县发现旧石器》）王善才《考古》年期）。在漫长的旧石器时期，我们的先祖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用一个千年和又一个千年积累着人类的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奠定着的基础。
年，随县隶属襄阳地区管辖。襄樊地区考古队在随州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发现并说明随州境内有新石器时间文化遗址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年）。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这些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反映的内容比任何一部历史文献的记载都令人信服。
目前已经发掘的较为重要的有三里岗冷皮垭、淅河西花园，洛阳金鸡岭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近余件（《文化随州》湖北长江出版集团）。这些出土文物的文化内涵为我们认识随州地域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和丰富的资料。
过去，我们认识地域文化往往从历史文献去研读。殊不知研究先秦历史，历史文献形成的传统充其量是一种文化小传统，特别是文化发生、发展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时期。这是人类跨进入文明的最重要时代。通常我们把它叫炎黄传说时代。
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我们依据这些历史文献去认知历史，总有一种被历史牵着走迷宫，绕来绕去，绕的专家和学者都迷糊，更不说普通。专家都认为中国文明的起始是炎黄传说时代，目前大家基本形成的共识是上限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下限不晚于龙山时代（《中国通史卷三》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这就是说炎黄时代的上限为距约年，下限约年，即年前后。这就是中华文明年的来历。
然而，这时候是没有文字的时代。我们知道文字形成完整的体系并运用是甲骨文，目前已发现的文字约有个，但能够辨识的仅有余文字，形成共识的文字只有千余字。尽管这些文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但它不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说文字构成的文献是历史文化传统，它最多是一种文化小传统。什么是历史文化大传统，这就是天地大自然。而文化小传统因为历史的原因可能对历史的真实形成遮蔽，唯有出土文物能拨开这种遮蔽，还原历史的真实。
这里举例随州境内新石器石器的出土的三件文物，一是三里岗冷皮垭出土的黑色陶豆，豆柄上有七个透雕的北斗七星图案，这些新石器石器的文化内涵距今约年。（《从考古发现看古随地的农业》刘玉堂、黄敬刚《农业考古》年期）。二是淅河西花园一件有太极图形状的陶纺轮。这处文物遗址的文化内涵距今年（《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三是曾侯乙古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图的衣箱。这件文物有精准的年代是公元前年。
这三件文物出土在随州，形成完整的链。它证明随州的先民为了，已准确地掌握天地的运行规律。或者说只有掌握了事物运行规律的人才镇静、从容、平和、大气。我们知道，随州是一片适宜水稻种植的土地。水稻的种植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掌握季节的变化。
北斗七星是人类观测运行的原型。现代科学表明，恒星赤纬的高低影响着不同地理纬度的人们的观测效果。比方我国的广西，或印度的恒河流域，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这些低纬带的人因地表大气层抖动而看不清高赤纬带的恒星。唯有中原地区的先民称之为北斗是最贴切的。北斗七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一年之中，它由正北向东，向南渐升、至正南后又向北渐降。斗柄指向正东时，这一刻就是复苏，一派生机的时候，祖先们把它定为春分。斗栖指向正南时，为夏至，正西为秋分，正北为冬至。如果把它作旋转时，正好对应一年的天。祖先们不仅仅认为北斗七星是人们的万年历，更重要的它着我们人类对自然的二分观象认识。比方说，夏至这一日是白天最长的一天，从这天起，白天就开始渐渐缩短，而且一天短一天。冬至这一天白天最短，从这一天起就开始渐长。或者说，长与短的对立也是相互的。如果在北斗七星之外画一个圈，它就是太极图案。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年在随州西花园发掘的有两黑两白四条鱼相交的太极图纺轮就是太极图祖型。还有曾侯乙古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图案，如此完整的天文学资料出土在随州，其实就在证明这里就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因为中国文化是和谐的太极，太极的分界就是“”形的北斗七星。
中华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农耕文明，而且是一种精细耕作文明，只有精细耕作才能让土地产出更多的粮食为繁衍提供的基础。精细耕作有两个元素，一是族，二是序。族的聚集需要。秩序，需要认知规律，遵从规律。随州出土的这三件文物其实就是证明这两个元素发生在随州，它是中国文化的本质。
广博的地域有着不相同的，也培养着不尽相同的品性。中国文化的多元统一是大家已然形成的共识。象征中国多元融合统一的就是炎黄融为一体。历史文献认为炎黄的融合发生在黄河中游。其实这就是历史文化小传统对历史真实的遮蔽。唯有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融为一体才是中国文化多元统一的历史真实。
应该说带着浓烈黄土高原泥腥味的文化有超人的坚毅、顽强、粗犷、豪放。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诸因素为北方族群的生命提供了这种品性的物质和的支持，使得这个族群的生命充溢着无限的生机和巨大的活力。我们把这种文化称之为黄河文化，实际上轩辕黄帝就是这种地域文化的代表。因为国家的建立最先在黄河中游实现，而的传递都在这一区域进行，每一个继承者都会强化自己来源的正当性。这种强化的积累，就形成了人们的思维惯势。似乎中华文明就是黄河文明。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华文明的多元融合才是中华文明健康成长的根本，但我们被文字形成的文化小传统牵引着，和的握有者一道去遮蔽历史的真实。
全长多公里的长江流经中国广大的地域，无数的支流为长江输送着丰沛的江水。稻谷喜水、向阳对自然要求很高，但它能在较小的土地上作最大的产出。这就秦岭以南这个比黄河流域更广阔的地域的人尽最大的能力来创造条件满足稻谷这一植物的种植要求。族的聚集是文明衍生最重要因素。因为的需求，长江流域的人们必须聚集最大的力量来平整土地，修建堰塘。良田从平整到高产有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就不仅仅是遵从水稻生长秩序的事了，还必须遵从稻田从生到熟的变化规律。这就需要勤勉努力、发奋、安稳，这是长时间的族群内部的凝聚稳定、平衡和谐。因而这种文化有了精细、柔和、踏实、智慧、丰赡等特色，我们称之为长江文化，我们把创造这种文化的英雄称作炎帝神农。如果我们说中国文化是多元融合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文化，说炎帝神农诞生在黄河流域不仅历史的真实，而且否定中国文化史多元融合的本质性特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极为有害。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两种不尽相同的农耕文化。旱作农耕产生强悍和豪迈，稻作农耕培育精细与和谐。粗放耕作需要广阔的地域，族群的发展使两种文化相遇并发生冲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冲突到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唯有“随”这个地名演绎着这个历史过程。
文字最大的功能就是跨时空地传递历史信息。文字的形成是从结绳、刻契、画图的方法辅助记忆，逐步用特征图形来简化，取代图画。当图形符号简化到一定的程度，形成与语言的特定对应时，就形成了原始的文字。传说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从历史的角度看，复杂的汉字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但仓颉在搜集整理统一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汉字出现的历史真实应该是许多个琢磨天上日月星辰变化，研究龟鸟斑纹踪迹的人，把他们的观察刻画在陶器上、玉器上、石器上、甲骨上。这些纷繁杂乱的符号被更多的认同，并进行不断地归纳整理，成为最有特点的中国文字。
如何记录长江与黄河这两大地域融合呢？“隨”就是中国黄河长江这两河融合的文化符号。“随”是一个会意字。“隨”的左边是“阝”，“阜”的本意是大山无石之陆（《说文解字》），这是高坡的意思。应该说是一片土地的符号。“隨”的右边是画着一只手，是劳动的意思，中间有一个“工”，规矩的意思，下面是一块肥肉，即肥沃的土地。这右边的意思是按规则经营土地，这实际诉我们，这是种植水稻精细耕作的地方，也是一片土地。两块土地的中间“走之”是画着人的足。这表示一片土地跟着另一片土地走的意思。《辞海》、《辞源》是对“隨”的解释是跟从、沿着、的意思。《说文解字》解：从也。这个“隨”是丰腴的土地跟从别人走的意思。
严格意义上讲，文字的成熟并流行是殷商时代。但这个字其实是口耳相传的两块土地融合过程。黄河文化的轩辕黄帝跨过秦岭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长江文化的炎帝神农拼死几代人努力才能形成的稻田，与之发生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这场冲突是浩大的、激烈的，那惊天地泣的场景震撼着人们的灵魂，多少年以后，有文字记载，人们用“血流漂杵”记录了这场冲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炎黄之战”。我觉得这场战争应该是历史的真实。因为发展是人类最大的需求，当一个地域不能承载其发展时，就有了开疆拓土的。而稻作农耕的良田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形成的财富，良田的持有者就会捍卫几代人的心血。所以“血流漂杵”确实把当时惊天动地，撕肝裂胆、血肉横飞、尸陈沃野的，表现得淋漓尽致。激烈的冲突之后，对抗的双方开始思考，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既有利自己，又有利于对方，这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双赢局面。随州的“三民集成”搜集整理时有关于炎黄融合的民间传说。传说的大意是：炎黄之战，双方僵持不下，黄帝对炎帝说：“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天帝的职责。”炎帝知道冲突和对抗不是最好的办法，就应诺了黄帝，为显示自己的诚意，愿率自己的故土跟从黄帝。于是炎帝神农就把自己的故土更名为“随”。民间传说是历史传承的一种活体遗存，它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这材料其实映证着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因炎黄的融合而成为一个整体。北方的豪迈粗狂与南方的精细柔美得以互补，粟作和稻作两种不尽相同的农耕文化生态得以融合，实际上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这种民族的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题。尽管在历史上，长江与黄河曾有过的历史，但无论分多久，的双方都时刻为统一作着准备，期待结束这种，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状态的统一。
参与随州西花园和庙台子的新石器石器文化遗址发掘的考古专家们认为，随州的出土文物是由南北的两支原始文化频繁接触，相互交融的地区。武汉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方酉生先生在《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里说：“随州市的北面大致以桐柏山脉与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南面的信阳交界，在桐柏山及东北面的大别山南北两侧，分布着众多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这四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交融，相互吸收融合，具有不南不北的地方特色。构成南北交融的规律性现象。”
与随州相邻的枣阳雕龙碑新石器文化遗址，这个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开始发展、发掘报告认为早期文化距今约年，二期文化约年，三期文化在年以内。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各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性质。其中第一期的文化遗存与河南淅川下王岗的仰韶文化接近。第二期有仰韶文化元素，又与大溪文化因素，第三期多表现出屈家岭文化的特征。这种亦南亦北的混合性质给考古和历史学界带来了较大困惑。他们在命名时就发生了困难，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在发掘报告的表述上用“混合”、“融合”等术语概括雕龙碑遗址的文化性质（《枣阳雕龙碑遗址》中国社会科出版社）。事实上，他们认同南（阳）襄（阳）盆地与江汉盆地边缘的随文化就是具有这种文化性质。这是一种兼有南北文化之长，具有一种文化特质的文化现象，作为随文化这个整体，它的各种文化元素吸收了它域文化的优势和特长，加上了自己的特色，这就不是兼有的文化特质，而是获得突破性的原创性内容。这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这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文化的原创性就是在广泛地吸它人的优势和特长中形成的。
已故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认为产生人类文明的温床是地域文化的融合。他觉得讨论中国史前文化有一个区域性特征的现象。只有引入交互作用的概念才能更便利地讨论中国文化形成问题。“交互作用圈”是美国考古学家约瑟夫考德威尔在年所写的《史前史上的交相作用圈》中首先提出来的，发表于《霍普威林文化研究》一书。考德威尔认为，霍普威林文化史东部分布很广的史前文化，他把这个文化的分布范围称之为交互作用圈。其中许多各具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互相交往与影响，特别是墓葬仪式和随葬物品上，反映了交互作用圈内部各文化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使交互作圈内部各文化在更高一层上看成为一体而又区别于圈外文化。张光直针对中国史前文化这种区域性特征的现象，向国人们介绍了两个英语概念，一个是，用汉语讲，它就是“互动领域”，张光直将它译为“交互作用圈”；一个是，可以译成“区域合作的传统”，张光直称之为“地域共同传统”。并说明，这种交互作用圈或地域共同传统是产生人类文明的温床。张光直借用“交互作用圈”的含义就是地域相联而各具特征的区域文化同时存在、同时发生，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它们对于其他地域兼联较远的文化来说形成了一个整体（张光植《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出版社年）。实际上，张光直的交相作用就是地域文化融合过程。只有不断放下身段，善于吸纳和融入他人之长之优的人，才可能健康的成长。其实文明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唯有善于融会贯通才真正能够使文明得以完美发育。一种文明认为自己具有无限的优秀，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就是它的起点，只有它感受到外面强大的冲击时，它才可能。在地域文化的发展中，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往往很强势，它感受不到异质文化的冲击，不可能有危机感。而文化的交互作用圈往往就是两种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的区域。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两个地域文化。随文化就是典型的两种文化的交互作用圈。
随文化以“随”命名，一是它的地理特征，二是它的文化特征。随州的山川存在、分布、上，被称为“荆豫要冲”，“汉襄咽喉”、“鄂北门户”。北有桐柏山拱卫，南有大洪山雄峙，东与大别山相连，西与襄阳接壤。这种地理区位就决定了它的交互作用性。“荆”是长江文化阶级性历史地域文化荆楚文化的核心所在，“豫”是黄河文化阶段性历史地域文化中原文化另一个核心区域。随是这两个地域性文化最重要的通道。“随“的文字性意义深含着“炎黄”两种文化的人文气息。随州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很彻底的人文空间。这个人文空间与炎帝神农建立联系后，渐渐进入中国文化交流意识，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必须承认中华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文明实体，它是在一个复杂而广阔的地域展开。从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北有广漠，南有横断山脉这个巨大的地理单元的任何一个地域都只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极小的部分。唯有广采博收才使中华文明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种融合从古到今都在进行着。而中国文明最核心的一次冲撞、激荡、交互作用，和谐，就是“炎黄之战”之后出现的“随”。
文化其实就是为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体系。它与河流的关系密切，应该就是河流的伴生物。中国南北的分界，从大处讲是长江与黄河，从小处讲是中国的淮河。这是一条独特的河流，在北方，它被称作为河，在南方，它被谓之水。这条河流的发源就在随州境内的桐柏山山中。走进随州感受这片土地，就可以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体味，多元融合的那种匀称、平衡、、和谐。这其中的内容很丰富，也十分深刻。
费孝通先生讲：“如果要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融入汉族之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炎黄融合虽然是炎帝神农带着他的土地融入轩辕黄帝，同时，炎帝神农也把精细农耕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中国文明的生生不息，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就是随州的扩大，随州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浓缩。随州境内有大量的陂陀岗地，类似于中国北方的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坡，同时也有条河流构成的涢水流域。是叶脉状的河流两岸是浩浩长江的缩影。旱地歉收有水田补充，水田歉收了，有旱地补充。随州有小灾小丰收，大灾大丰收的俗语。其实就是讲两种农业体系的相互弥补。旱、水两种体系象双子星座一样，拧在一起，支撑这片宜居的土地。读一读这片土地上的地名就知道这是一片人生福地，长岗、三里岗、安居、涢水、万和、万福随州地理对随州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要作用。也说明随州人对土地、水源、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依赖。这种紧密关系浸润着随州人的身心。随州人与自然的和谐，重实际、轻玄想、重家族伦理，安土乐天的农耕特质就是显得极为浓烈。
随州人对土地的热爱，已经侵入人的骨血，到了令城市管理者头疼的地步。随州市正在向中等城市迈进，城市的发展空间正在扩展，城市的任何地方只有一块空地，就会有人去精心地开垦，那怕栽上的几根葱只能生长几天，但人们觉得收获的是心灵的愉悦欢快。可以说，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浓缩，我们这个民族对土地、和平的热爱，象一株繁茂的大树，只要给一点泥土，他就会扎下根去，让这片泥土成为葱茏的农田。
随州境内的新石器时期出土文物，就反映了随人与自然的和谐。三里岗冷皮垭的黑陶豆柄上的透雕北斗七星，淅河西花园的太极图案的陶纺轮。还有众多的新石器时期遗址选址，一般选择临水而居，以过渡性地貌为首选，一边是小型冲击平原，一边是低岗。遗址的“岗”、“岭”、“堰”、“台”、“墩”都是小高地称呼，说明有洪水时，可在高地居住，洪水退后，可在冲击平原进行农耕活动。专家和学者看了这些选址，认为这是原始稻作赖以发生发展的理想的生境（《中国稻作文化史》游修龄、曾雄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生境”说明能进能退，借着地利是理想的居住地。说它是产生文明的温床一点也不过份。
从随州新石器石器中心聚落的选址者。年前随州人已经懂得“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部分与整体的和谐。实际这句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元素。随州在新石器时期是人群居住的高密度区域，从整体分布看，有三个中心，一是西南的大洪山地区、二是随中的均川、安居地区，三是随东南的淅河、府河地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认为，随州新石器时期遗址成群分布的特征明显，形成一个个规模不等的聚落群。在聚落的格局中，有一个大的遗址局群落的中心，其余的作为附属群落而存在。很显然，随州人已成熟地把稻谷种植的经验用在了聚落群中心的建设上。这应该就是最早的“城池文化”。因为稻谷的生长、避风、向阳、近水。稻谷是生命，人更是生命，稻谷长势好的地方肯定长人。这就是最早的风水学。
因为水稻增产的潜力来源于天地的生气与活力。平衡和谐就是生命的活力，草木就是欣欣向荣而生长。住宅、村庄、聚落、城市能得到平衡和谐，当然能欣欣向荣、生气勃勃。从随州之大聚落中心的选择看。避风、向阳、近水、背水面水，山南水北的概念，承接山水地脉以养人的观念十分显著。这些说明，随州的先民已经认识到天地的太极观念。和谐、平衡、对称，就有生命与活力，把这种生气与活力通过聚落选址转移到自己身上。不要以为古文献中能寻出能读出历史的真实。它只是历史真实在人们记忆中的曲折反映。最多只是历史的影子。而地域文化中完美的和谐、稳定、平衡、诚实、厚道的文化生态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真实的细胞，它凝聚着一个民族最高端的思绪。站在中国这个整体的高度来审视随州，我们发现，这是中国生气的凝聚的所在，这片土地背依桐柏，桐柏的祖山是巍巍秦岭，祖山把中国的生气传递给随州。大别山则是随州的青龙，浩浩的江水是随州畅通的血脉，鄂西的武当、神农架则是随州的白虎、江汉盆地就是随州南望长江的朱雀。这就是随州的大风水。
炎黄融合之后，夏争三苗，应该就是对南方的长江文化的征服，尧舜禹时期，随州乃至长江中游地区就是三苗地区。今天的历史学家张良皋先生潜心多年考证，舜葬九嶷山就是今天的大洪山。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强雄、条理清晰。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历史的真实是夏的实力不可能到达湖南永州。那么夏的影响通过南阳盆地沿随枣走廊达到达汉水及长江之滨则是历史的真实（《华夏缘新探》张良皋《炎黄文化与名城随州》湖北人民出版社年）。支持张先生这一观点的仅有随州的民风民俗民间传说和方志记载，还有一块汉碑，其令人信服的力量有限。
历史进入西周。随国是中原联系南楚的重要通道，也是掌控南楚的桥头堡。南楚有丰富的青铜资源。周公南征后把大量的青铜器运到了王城，铸成钟鼎，史称“伐南俘金”。礼乐的重要支撑就是分封制，用血缘关系来支撑周王朝。周征和伐南俘金以后，在全国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的子孙为诸侯来管理广大的东南地区。其目的是“以藩屏周”。同姓的诸侯，多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是在周公摄政时分封的。这就是说随国的立国时间最晚不过康王，即公元前年（拙作《编钟出土于随的背景分析》武汉出版社《钟鸣》年版）。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融合，近年在随州有了重大发现。这就是羊子山四号墓的发掘。这次发掘是因盗墓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出土弥足珍贵的鄂国青铜器件。相关专家用学术界、世界，连用了两个“”来形容这次发掘的影响。信史之前的一个文字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何况这件文物中带有铭文的文物达件。其中一件提梁卣的盖内有铭文二行：“噩侯乍旅彝”。这众多的铭文的文物清晰地告诉我们，墓主人就是噩侯本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少华认为，这器物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的周康王，周昭王时期（年月日随州《家在随州》专栏）。按年播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周康王姬钊为公元前年。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读到发掘报告，但我们根据这些文物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羊子山古墓就是噩侯本人。墓地相邻的安居遗址，应该就是鄂侯生活的地方。它明确地告诉我们，距今年前后，鄂国的中心地或者鄂国的都城就是安居。居住在随州安居的噩侯，为姞姓。姞姓是黄帝的子孙，当来自黄河流域。噩族的南迁应该称作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体现，这个噩侯墓可以说明，安居是整个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
这个“噩”就是湖北省的简称“鄂”的源头。姞姓是高贵的黄帝，在殷商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位于“三公”之列。西周武王的父亲西伯昌与鄂侯、九侯并列为“三公”。纣王无道，三公规劝，结果，九侯、噩侯被杀，西伯昌被囚（《战国策鲁仲连列传》、《史记殷本记》）。噩族、噩人的去向如何，文献无载。
在氵差水与涢水交汇的安居，噩侯的灾难定居在这里了。这里是“随枣孔道”的中心。“随枣走廊”是荆楚与中原地区联接的重要通道。殷商已进入青铜时代，南方的铜资源必须经过这条通道才能进入中国的中心即黄河中游地区。关于噩侯与西周的关系，历史文献没有记载，但出土的文物却有清楚的显示。
《禹鼎》铭文记载，噩侯驭方。因噩侯的地位高、文化水平高、军事实力强。噩侯的反叛引起周王朝的恐慌，周王朝精锐之师的西六师和殷八师来平叛，依然没能平叛，又派武公率王师扑伐噩侯，并把噩王王族的老小铲除光。从此，噩国从此不再出现于史籍，也没有比噩侯驭方鼎更晚的铜器了。周厉王是公元前年年。这是西周中晚期。西周灭了噩国，但不可能放弃整个南方，尤其是不能失去对铜的需求。这样，西周就把让早年分封在随的姬姓随侯发挥更大的作用，取代了噩王的，弥补因为灭掉鄂国而形成的、军事或经济的真空。
然而我们依据文献记载中分析。随为南北联接的通道，随的立国时间也在公元前年。随州东城岗出土的两件铜戈有铭文“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怡之用。”“周王孙、季怡孔武用戈”。李学勤指出，周王孙、周初的分封国与周王室有很近的血缘关系。
随是中原通往荆楚的通道，也是掌握铜源的桥头堡。从周王孙只任随国大工尹来看，首封随侯的人选应是周王慎思而择的人。他应具有三个条件，一与周王血缘关系很近，二很高的德性，三、知乐。在此礼乐的周王朝，乐礼南国，是掌握荆楚的重要手段。首任随侯应该叫姬曾。考古材料证明，随国君侯为姬姓已无疑问。“曾”是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字。《说文解字》曰：曾从八从曰，辞之舒也。曰的篆写是象形人中和嘴的形状，说明这个字与口有关。舒是延伸延缓或停顿的意思。什么能对言辞来延伸延缓和停顿呢？唯有音乐有对语言具备延伸延缓停顿的功能。曾还有自谦的含义。晋平王曾对周天子说：“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彪是晋平公的名字。晋平公在这里自称“曾臣”是“小臣”“微臣”的意思，是对天子的而言的自谦之词（《左传襄公十八年》）。姬曾任首任诸侯自称曾侯，也是对周天子的尊重，亦有自谦的意味。随侯的二世，按敬祖的体例，是可以用先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或作为自己的封号。随侯的继承者世代均自称“曾侯”，一是对先祖的敬仰，二是对周王朝的，三是对平民炫耀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家世。而史官绝不会把一个诸侯王的自谦称谓录于史籍。这就是随国境内外出土的文物均有“曾”的铭文，而史籍中只有“随”记载的原因。
这就是说，随的土地上，西周早期同时存在着一个噩侯，一个随侯。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分封的随侯借用着噩侯的力量控制着南方，着西周王朝的战略物资供应。噩侯因早在西周立国之前就南逃到随立国，噩侯不仅承认而且西周新。西周也需要异性贵族的支持，就册封了噩侯。噩侯也通过各种机会加强与西周的联系，增添着自己的实力。出土文物已有铭文证明噩侯与西周联姻的状况。随州的出土文物正在着这种猜想。
噩王驭方被灭之后，周王室强化了西周初分封姬姓随侯的作用。从新近发现的淅河叶家山曾侯墓群出土文物看。应该可以证明这个猜想。因为古墓正在发掘中。目前所有出土文物的相关信息尚在之中。只有可以通过新闻稿中的信息进行研判。叶家山墓地田野发掘第一期工作已基本结束，出土各类文物千余件。根据器物形制特点，这些器物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大量西周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是本次发掘亮点。绝大多数青铜器上有铭文。多座墓葬的青铜器上有“曾侯”、“曾侯谏”铭文，比已知的曾侯乙墓要早余年。说明这是早期曾国和曾侯的墓地（《随州日报》年月日）。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黄凤春对一期出土文物的初步解读恰好了这种猜想。也说明随州这片土地有很好的相容性。噩侯因避祸南逃之随能立国，说明了随的南北兼容。噩侯在随已有根基，仍能接纳姬姓随侯，再次证明随这片土地的兼容性。
随着古墓群的发掘，叶家山古墓对于考古历史研究、文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和发展，这些文物将给我们破译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难题。或者证明我们的许多猜想，或者纠正和弥补我们的猜想。但他们会引导我们历史的真实。
（作者简介：包毅国，随州市委党校客座教授。）
潘世东，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中文系教授、《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主编、市政协常委、湖北省跨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湖北省政协委员、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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