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制度的讣告，国人早已望眼欲穿。好消息是，它将在今年寿终正寝；坏消息是，它并不甘心就此骨化形销，之际，依然不止。这大抵是所有坏制度的共性，无论死后生前，一贯我行我素，哪管洪水。
辽宁女子所黑幕的，会使多少人意识到，原来制度之，远远超出了我们贫乏的想见；“妈妈”唐慧诉湖南省永州市委一案，永州市中院一审判决唐慧败诉，会使多少人意识到，原来即将终结的制度，还有如此而的生命力。那些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寄望于“唐慧事件”成为中国制度的转折点，将再次大失所望。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道：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了个身。唐慧注定不是那块石子，制度的雪崩，虽可望却不可即。
唐慧败诉的曲直，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畴。退一步讲，假如恪守法律，永州市委对唐慧的决定原本不该做出——纵然做出了，湖南省委要撤销它，完全可以正大，判定其违法即可，何必借助“人文关怀”的甜蜜包装，用人情遮蔽了。再退一步讲，假如恪守法律，制度早该谢幕，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办法》等废品一道打包封存于历史的档案室。
可惜，没有那么多而温情的“假如”，只有接踵而至的魔幻现实主义情节。唐慧的败诉与掩面而泣，以及那一句“再也不相信司法”的悲叹，我们去正视：为什么制度的这么强大，为什么制度的废除这么？
我得重申，病入膏肓的制度，不是坏在枝节，而是坏在根子，因此，针对它，不是如何的问题，而是如何废止的问题。所谓“坏在根子”，即违宪。《》与《立法法》皆有，或者的，必须经过法律这一道关口，这里的法律，一指立法，二指司法机关如检察院、法院，然而，无论《试行办法》还是《机关办理案件》，皆非法律；处罚，则是机关的，与检、法无关，主管的“管理委员会”，早已沦为机关公开的马甲。就此而言，的对应物，当是同样处于灰色地带的，而非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后者至少是的产物。
这便构成了废除制度所必须破解的第一道障碍。我们可以将此归结为一个观念问题，即者对于的姿态：他们是否，是否愿意全力守护，是否对违宪之举“零”，是否敢于与一切违宪的事物殊死斗争。回答“是”的语气有多么响亮，废除的理由就有多么坚定。反之，若缺乏这一观念的支撑，而仅仅从功利的角度，认为当废，那么即便废除了，却非的胜利，死了，其孽种不绝。
第二道障碍，自然是利益。这一点，可谓举世皆知。其实不止，许多法规政策的存废，对中央来讲是观念之争，对地方来讲则是利益之争，对全局来讲是观念之争，对部门来讲则是利益之争——当然你可以将观念视为利益的一种表达。相比之下，观念易新，利益难解。之废除，阻力主要在部门（机关）和地方。
的利益化，表现有二，一是人员被当作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的本义，便包含劳动，对于以劳动来教育、犯错的人类，我素来心怀疑虑——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几乎全归地方所有；二是被当作维稳的工具，用来地方稳定的人士，维稳是一个筐，所有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可往里装，如者（唐慧）、者（方洪、任建宇）。稳定，对地方而言，正是最大的利益。由此所形成的，正是废除的最大障碍。
细细想来，还有第三道障碍，即者的决心与诚意。纵使观念和利益的障碍都已经跨越，没有决心，仍废除不了；有决心而无诚意，只能废之形，无法废之神。拆迁条例的存废之争可为。谓予不信，请对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两者有什么本质差异呢，不过是借尸还魂，换汤不换药。基于此，我们不得不对制度的替代品忧心忡忡，千万不要切除一个囊肿，却长出一个痔疮。
这三大障碍被粉碎之时，便是制度的安息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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