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有灵，群贤毕至。历代名家如屈原、司马迁、蔡邕、谢脁、李白、杜甫、韩愈、元结、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元好问、张养浩、马致远、解缙、李梦阳、王夫之、袁枚等，都留下吟咏永州风物的作品。同时，永州本土文人辈出。如东汉末，零陵少年才俊周不疑，写有《文论四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诗论诗的评论家。唐代，有永州零陵人史青，聪敏博学，玄开元年间，应诏赋诗，脱口而出，留下“五步成诗”的文坛佳话。两宋时期，湖南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周敦颐、陶岳、振、周尧卿、陶弼、乐雷发等，为清一色永州人。据道光《永州府志·艺文志》载，永州古代著述目录共1003种，其中经部213部、史部336部、子部220部、集部234部。另据不完全统计，舜帝及其二妃的诗文近5000首（篇），吟咏“潇湘”的诗词达2700多首。
永州古代著述品味之高，为世所。据本地学者刘翼平统计，永州古代的诗歌、游记、寓言、文章等，有90多篇精品佳作选入全国各类大中小学教材，有的甚至被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教材所选用。后，我市曾将周敦颐的《爱莲说》、柳元的《捕蛇者说》、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作为干部必读的“经典三篇”，从中做官的道理。
其二，存世碑刻多。书法碑刻是永州这本书直观的载体。永州历史上出了两位书法大家。唐代狂草大师怀素，字藏真，俗姓钱,今永州零陵区人。他在吸取前人草书精髓的基础上，泼墨畅志，刻苦磨砺，使草书艺术达到炉火炖青的境地，后世将他与张旭并称为“颠素”，成为中国草书史上并驾齐驱的两座高峰。清代道州人何绍基，书法取法颜真卿与魏碑，熔篆隶于一炉，卓然自成一家。工艺美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十大书法家集》，何绍基名列其中。
古碑刻被誉为人文的精灵。湖广湘漓一线，自古为中原至岭南的水通道，加以水石清秀，流寓的文人墨客多，因此，全国现存古代摩岩石刻以湘南永州与桂北桂林最为密集。永州境内的摩岩石刻现存总量76处、1713通。祁阳浯溪碑林505通，是全国最大的露天碑林。永州石刻以唐宋摩岩石刻最具代表性，在全国亦有独特地位。就书家而言，历代名家颜真卿、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董其昌、何绍基等，均在永州留有石刻，且篆、邵逸夫子女隶 、楷、行、草诸体皆备，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特别是颜真卿书丹的浯溪《大唐中兴颂》，传为其平生得意之作，堪称之宝。
其三，文物古迹多。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永州是文物大市，有省领导曾把永州比作“一座巨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迄今为止，全市有全国重点文物单位26处、省级文物单位79处、市级文物单位220处，位列全省前茅。另有中国传统村落85个。文物专家认为，永州有五类优势文物资源在全国颇具影响，具体为：重大考古发现、唐宋摩岩石刻、明式建筑、汉族古村古居，以及馆藏文物珍品，如琉璃猪、青铜樽、宋代金冠等。
其四，地域特色文化丰富多彩。永州地当楚粤之交，曾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百越文化交汇之地，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浓郁而多姿多彩的地域特色文化。如今，全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祁剧、零陵渔鼓、祭舜大典、女书习俗、江华长鼓舞、瑶族盘王大歌、祁阳小调等七个；评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东安武术、道州龙舟、双牌七祖故事、江华盘王节、江永勾蓝瑶寨洗泥节、冷水滩黄阳司扎纸故事等十三个。这些非遗作品，是永州地域文化的奇葩，弥足珍贵。
永州的文化可圈可点。我市是老区，全市现有遗址117处。1921年中国成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其中永州籍就有3名，他们是李达、陈为人、李启汉，特别是李达，主持“一大”筹备工作，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重要领导者。这是永州的荣光。1934年8月、11月，红六军团西征探，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先后经过永州，历时共一个多月，红军在永州境内的重要战斗达23次，不少红军将士血染潇湘，在永州的史上写下篇章。
一是自然因素。似乎对这一方洞天特别眷顾。永州境内喀斯特地貌发育，地貌类型多样，气候类型适宜，为远古人类活动和原始农业孕育，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尤其溶洞众多，既是古人类理想的栖息地，又为史前文化的保存创造了条件。
二是崇文重教因素。永州历代官员对教育和文化建设极为重视。唐代，永州和道州已创办州学，江华、宁远已有县学，为湖南最早兴办的官学。永道二州其他各县都于宋代建起了官学。宋代，地方还在境内大办私塾、书院，南宋理为道州濂溪书院御赐匾额，濂溪书院从此名闻天下。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官学、书院的兴盛，民间读书求的风气甚浓，众多莘莘学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据统计，从唐代到清光绪九年，湖南共考取进士2291人，永州府加蓝山县有487人，占21.2%。其中唐宋两代，全省进士967人，永州和道州384人，约占40%；同期全省状元6人，永州、道州占3人，唐代延唐（今宁远）人李郃既是开湘状元，也是湖广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又据《湖南教育大事记》按县统计，宁远在唐代产生过7名进士，占全省同期进士数的四分之一强；宋代，祁阳以93名进士列全省第一，零陵县73名居第二。
三是贬官、名宦因素。历史上，永州由于地极南楚、远离京师，曾是朝廷安置贬官之州。唐宋两代，包括杨炎、寇准、丁谓、范纯仁、蔡京、汪伯彦、张浚、汤思退、赵汝愚、陈自强10位宰辅人物在内，一大批官员被贬来永州和道州。就多数贬官而言，既是名臣，又是文化名人，他们居永期间，或潜心名山事业、著书立说，或授徒，培养人才，无论是柳元对前来求学者“言道、讲古、穷文辞”，还是蔡元定“道至舂陵，来学者日众”，都折射出贬官在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同时，历代地方官员中，不乏勤政、政绩卓著者。翻开光绪《湖南通志》，被收录“名宦志”的永州郡县两级官员达338名之多，可谓历史政坛群星璀璨。从一定程度上讲，是这些名宦与唐宋贬官们共同铸就了潇湘文化的辉煌。
四是区位交通因素。永州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两广地区的重要门户，历来被称为“楚粤通衢”。古代跨越五岭有五条通道。根据大学教授李孝聪对五条古道的考证，经由永州地区的竟有半：①越城岭道，历史上称湘桂走廊，此道由长江入湘江，溯湘江至广西兴安，经秦朝开凿的湘桂运河（灵渠）入漓江，顺流南下，入西江，抵广州；②萌渚岭道，即潇贺古道，此道沿湘江上溯至零陵蘋岛后，与越城岭道分途，再沿潇水上溯，经道州、江永，越过萌渚岭隘口，到达广西的贺州，由此沿贺江顺流而下，至广东西江沿岸的封开县江口镇，便可顺西江至广州；③零陵——桂阳峤道，即东汉大司农郑弘奏事所开，北段与萌渚岭道相同，从永州沿潇水上溯，至道州，与萌渚岭道分途，在萌渚岭与九疑山之间穿行，东至汉桂阳县（今广东连州），再由连江顺流而下，沿北江到达广州。此外，有骑田岭道，自衡阳沿耒水上溯，经耒阳至郴州，在此一可转旱，经蓝山县南至连州；一可南下坪石，再西南行，经星子也可至连州。对于永州来说，骑田岭道占半条入粤古道。在五岭古通道中，越城岭道和萌渚岭道是两条最古老而又重要的线年秦伐南越开始，到两宋之际，前后兴旺了一千多年。战时是军输大道，汉、唐、宋历代出兵统一岭南，都是从此二出击；和平时期，南遣的戍卒、南下的移民及南来北往的客商，更是不绝于途。由于古代永州长时期处于南北交往的枢纽，在中原先进文明向岭南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桥梁和中继站的作用，因而也率先受惠，经济文化居湖南领先地位，各类人才相继产生。也正因为上述古道历史意义非凡，2013年5月，国务院公布湘桂古道（永州段）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
值得注意是，中古时期的永州因区位交通而兴盛，元明清以后也因区位交通而衰落。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名相张九龄开辟了从江西翻越大庾岭的梅关新道，这条岭南岭北的交通新干线，因抵广州程大大缩短而具有无可比拟优势，再经宋代大规模加修，到元代以后逐渐取代经由永州的萌渚岭、越城岭二道，而成为南北主要通道。当然，明清之际，中原往广西、越南以及云贵方面的交通，仍选择由灵渠线走。由于交通地位的下降，加之明末清初境内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永州由盛而衰。经济发展滞后，人才不兴，读书中进士者大为减少。到20世纪粤汉铁通车，五岭古道变为历史陈迹，永州进一步边缘化，沦为偏僻落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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