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私人侦探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
调查活动暴露的问题令人担忧
在古代中国，商人运货，为保护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会寻上一家威震江湖的“镖局”风光上路。
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疯狂地原始积累的同时，犯罪问题也空前严重。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无助的西方人孕育出了神奇的私人侦探。
今天的中国，当在我们全权信任的国家机器无法面面俱到地顾及每个小众的个体利益和安全时，我们该去求助谁？难道要穿越时空找“镖局”，还是飘洋过海找侦探？抑或索性一败涂地找上黑社会？
“合法”而混乱的北京私人侦探
2003年12月19日至12月20日，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主办的“万马论道·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在杭州召开。这是继2002年重庆会议之后,调查业同仁对这个新兴行业命运和前途再度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和讨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将有公、检、法系统代表参加，很多人也因此认为，调查行业将浮出水面，云开雾散。
承办人浙江万马公众事务调查中心主任徐敏律师说，“将调查首次搬上学术舞台不是说该行业已经合法化了，这只是一个探索过程，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衡量北京私人侦探行业的标准，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来约束规范北京私人侦探行业，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合法化了，但作为调查，每个公民都能实施的，只要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调查就是合法的。”
在徐敏的表述中，不难发现北京私人侦探合法化是此次会议的重心和焦点，当然也是整个社会对于北京私人侦探关注点。
但事实上，就在同一个会场内，作为同道之人的一些北京私人侦探的负责人却有不同的声音。
某北京私人侦探老总吴先生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原始，是在‘顺应’社会‘需要’。我的调查公司开了10年了，执照是在北京市工商总局办的，每年按时按量交税，哪里有不合法的成分？我甚至觉得来参加这次会议有点辱没身份，会议讨论的问题在我和我的公司身上根本不存在。”
“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引导的确让大多数人对北京私人侦探行业的认知还停留在考证我们这个行业合不合法，该不该叫北京私人侦探上，但事实上，每年各地各区的工商局都在不断地签发各类私人侦探营业执照，税务部门也年年都收到相应的税款。如果非要讨论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那只能说是在操作业务过程中方式方法上有没有违法的现象，但从这点上来说，不是行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而是北京私人侦探的业务素质问题。因为，成熟有经验的调查员一定会以遵守法律为最先前提，然后再去执行各种业务的。”另一位从业10多年的李先生表示。
北京私人侦探执行总裁付树民先生告诉《瞭望东方》，“目前北京私人侦探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多数公司在专业能力上还远远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整个行业没有一套完整的行业操作规范以及为大多数从业人员所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公司规模普遍偏小，收集信息，调查取证乏力无术，能从事较高端调查业务的公司更是寥寥无几，个别人既不懂法又无调查业务基础，却要做调查员工作，务必给调查行业带来混乱。”
而浙江大学法律系翁里教授认为:“一个行业能否被社会认可，关键是看该行业运作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及其从业人员的素质与数量。北京私人侦探既然在中国出现了，并表明是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中国目前的北京私人侦探业呈扩张态势,济南侦探私家侦探指政府机关以外从事民商事务调查服务的人。其中服务内容主要以财产调查取证、全国信息调查、人员行踪调查、网络诈骗调查、婚姻调查为主。，潜在北京私人侦探的猛增和调查活动暴露的问题令人担忧。”
据他介绍，中国早期的北京私人侦探机构，从业人员大多是退休警察、律师和退休侦察兵，他们接受过侦查方面的专门训练，敢于承接复杂的调查业务。但是发展到现在，由于北京私人侦探业务带来的高额利润的诱惑，很多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也加入私人调查队伍。更有甚者在调查过程中使用手段过激，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权、利用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进行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不断出现，使得整个行业比较混乱。在成都、武汉、南京等地，更是发生了一些民间调查机构引起的诈骗闹事、诱奸妇女、暗中拍卖被调查人家庭隐私情报资料等事件。因此，加强北京私人侦探自律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已成为当务之急。”
局外人就看得更清楚了。国际调查员协会总裁保诺·卡勒士迪先生在接受《望东方》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北京私人侦探行业目前状况很差很混乱，调查员水平普遍很低。参加过国际性调查活动的北京私人侦探目前为止只有过一个人。而国际调查员协会中的中国公司数目几乎为零。所以北京私人侦探根本无法参与到跨国的调查活动中来……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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