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元游记五处景点在全州
吕朝晖
“永州八记”是唐代大文学家、哲学家柳元被贬永州期间所写的山水游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谒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8篇。游记所载的西山、钴鉧潭、小丘、小石潭、小石城山等景点真实所在在哪，一直以来众说纷纭。笔者考诸方志、地舆后认为，“永州八记”景点有五处在今广西桂林市全州县，而非湖南永州。
之所以这样认定，有许多理由。
第一，全州的前置为湘源县，是永州的辖县，而“永州八记”作为永州辖区的游记，有其所记是可能的。唐代永州辖四县：零陵、东安、祁阳、湘源(含灌阳)，皆为柳元行游或到达的地方。其实，具有跋语或序言意味的柳元《游黄溪记》已经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写作时间在“永州八记”之后，而刘禹锡编书时，排印于其前，提纲挈领，概说了行游范围。柳元在《游黄溪记》中说，东南西北其所到之处，以永州山水最为佳丽，“环治百里，北至于浯溪(在祁阳)，西至于湘之源(今全州县，唐称湘源县)，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都是他所行游的地方。申明永州山水游记非州治地之游记，而为“环治百里”之游记，“百里”多为约数，或为更远。后人将柳元行游处附会于湖南永州城区一小地域显然有悖于柳记原意。
有人说，“永州八记”是关于永州县的游记也说不通。唐时永州州治所在县并不名永州县，而称零陵县，这可以从辞书条目中得知。《辞海·零陵》：“旧县名，在湖南省南部，邻广西壮族自治区。隋由泉陵县改称。1984年撤销，并入永州市。”这告诉我们，湖南的零陵县自隋朝开始至1984年一直存在。唐朝是紧接隋朝之后的朝代，自然也有零陵县。又《辞海·永州》，称永州所在地“西汉置泉陵县。隋改零陵县，并置永州。”可知零陵县和永州是共存的，零陵是永州的辖县，州治所在地。
从柳元文集《柳河东集》中可以看到，凡涉及永州州治所在县的皆称“零陵”，诸如《零陵三亭记》、《送薛存义序》可为明证。薛存义原在湘源县(今全州县、灌阳县地)代理县令，因为“零陵政赋庞扰，民讼于牧，推能济弊，来莅兹邑”。薛存义到零陵县之后，以行政，使“逋租匿役，期月办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税，相与欢归道途”。受到永州最高行政长官的欣赏，为邻县仿效。薛存义认为这还不够，要进一步做。为使已经安居的人民得到“山水鸟鱼之乐”，决定创建“公园”。他指挥民工在当地“决疏沮洳，搜剔山麓”，开辟园林，分别在高中低三处建亭。柳元认为做得好，为之作记，嘉言其事。薛存义因为在零陵县政绩显著，两年后调任新职。临行，柳元“载肉于俎，崇酒于觞，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并写了一篇文章送他，申明己意，鼓励有加。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柳元在永州期间，永州州治所在县名“零陵”，而不是“永州”。以“永州县”为辞，把“永州八记”的景点附会安排在永州一地与事实不合。
第二，今永州指认的柳游八记中的诸景点，多与原著所详方位、地貌特征不符，而与全州的方位、地貌特征吻合。《始得西山宴游记》也是一篇具提点意义的作品，由此检索下文，八记中的五记皆有头绪。这篇游记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九月二十八日，作者“因坐法华寺西亭(在今永州城内)望西山，始指异之，遂令仆人，过湘江”，“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显然，柳元始游的西山在湘江西岸，是一座颇为高大的山，需要“攀援而登”。而永州当地导游指认的“西山”，乃其城内一处小丘，高不过数十米，宽不过数千米，怎么也不像柳元描写的“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的西山。何况这个小土坡并不在湘江西岸，而在湘江东岸，可以肯定，不是柳所记的西山。
从地理方位看，永州城之湘江西岸最高的山，当是文桥、大西江(皆属今全州)之云山，海拔1984米，指划山海拔1511米，炎之山平里海拔1540米，还有海拔1408米的猴子界，海拔1561米的插旗岭，海拔1863米的八步岭，但这些山距离太远，非坐法华西亭视线所能及，譬如立于高墙之下，远处的万仞高山是看不见的。湘江西岸离州城稍近之大山当为大鸭头岭，海拔千米左右，为所能见。其始游之西山，最有可能为此山。其渡湘江处当以黄沙河(在今全州县境，毗邻零陵)为便当，大鸭头岭在黄沙河右江村委地域。登此山则全州、灌阳、零陵、东安、资源的许多地方则可以在“袵席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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