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背后的士大夫情怀？永州风俗

　　风景背后的士大夫情怀◆邵毅平一六朝隋唐文学中经常表现的宏大风景与渺小个人的对比，进入宋代以后，为苏轼用哲学的达观（如《赤壁赋》的“变”与“不变”之说）所消解，从此以后成为或不再成为“老生常谈”；唐代文学中由柳元的《永州八记》所代表的对“化外”风景的“征服”意识，也随着宋代的偏安退守而难再出现；而随着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古文运动以来“文以载道”的道统文学观的兴盛，在宋代文学的风景描写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内容，那就是风景背后所常常蕴含的士大夫情怀。这给中国文学风景描写的传统增添了新的特色。在这方面，宋代风景描写的一些名文，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等，都可以作为有代表性的例子。二先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起首交代作文原由，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岳阳楼，增其旧制”，便已经点明了修楼与“政绩”的关系。随后，用“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辉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了通常可能有的风景描写的老套，而以“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引出了风景所引发的“迁客骚人”（士大夫）的不同心态，同时也是两大段著名的风景描写：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其中所描写的已不再是“客观”的风景，而是带上了士大夫心理投影的风景，以及他们在不同风景面前的心理变化。而作者的点题之笔尤在最后一段：嗟夫！予尝求古仁人，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在作为士大夫之榜样的“古仁人”面前，风景已经完全成为不重要的东西，而对“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才是压倒一切的，风景描写于是退而为“载道”的手段。再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劈头第一句“环滁皆山也”即为写景名句，接着的几句也是很不错的写景：“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但风景写着写着，就引出了一个名叫“醉翁”的太守，其实也就是作者自己：“峰回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而寓之酒也。”这已经颇具象征性地暗示了，风景始终只是表面上的主角，真正的主角则是风景中的士大夫，或者说风景背后的士大夫情怀。接着的一段同样是以自然风景描写为铺垫，而最终落实到人文风景乃至作者自己身上：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那么，为何风景描写最后总是落实到作者自己，也就是那个做“太守”的士大夫身上呢，文章的最末一段才说出了此中真意：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大白，原来一切的好风景，从自然风景到人文风景，说明的都是作者的“政绩”，即善于治理地方。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在山水之间，而是在乎“政绩”也！“从前许多铺张，俱有归束。”（《古文观止》卷十）其间的关系，后来明代的文徵明以王羲之兰亭会为例，说得比较透彻：“兰亭之会，殆其政成之暇欤？昔人谓信孚则人和，人和故政多暇。余于右军兰亭之游，有以知当时郡人之和也。”（《兰亭记》）（其实六朝的王羲之未必有这个意思，而可能是受过宋人影响的文徵明的附会）于是，《醉翁亭记》与《岳阳楼记》一样，以风景描写为“载道”的手段，最终表现的则是士大夫的情怀。如果说两篇文章有什么不同之处，无非是《醉翁亭记》更自恋一些而已。宋代的风景描写中的这种新变，与唐代作一对比就更为分明了。欧阳修的《丰乐亭记》的开头，很像柳元的《永州八记》，也是先写如何发现滁州郊外的风景，如何“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但没有《永州八记》中常常隐含的“征服”意识）；但接着就与柳氏分道扬镳了——柳元是悠然独赏，欧阳修是与民共乐：“与滁人往游其间”，“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最终则归结到自己的“政绩”，以及皇上的“”：“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写得比《醉翁亭记》直白多了，正可与《醉翁亭记》对看。后人看出了其与《永州八记》的联系与区别：“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阔大……较之柳州诸记，是为过之。”（《古文观止》卷十）——但到底是“过之”还是“不及”，这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士大夫的情怀，不仅表现为“达则兼善天下”，也表现为“穷则独善其身”。如果说《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表现的是前者，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表现的便是后者。其中描写了“山光”、“江濑”之类“幽阒辽敻，不可具状”的优美风景，但重点尤在于表现身处逆境的士大夫的“独善其身”心态：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幹、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也能不以迁谪为患，而是不改初衷，操守，玩诗书，赏风景，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这同样是一种士大夫情怀，隐含在优美的风景描写背后。三说起来，像《岳阳楼记》这样的文章，是最早了我的古文之一，其中出色的风景描写，更曾让我神往不已，初读时的鲜烈印象，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也就说明，具有士大夫情怀的风景，虽然成了“载道”的手段，但照样可以写得出色，具有的力量。而就《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而言，日常生活中果能遇到如是好官，也自然是一方百姓乃至风景之幸（想想有多少“煞风景”的“父母官”吧）。正是这种作为“载道”手段的风景，因为带上了士大夫情怀的投影，反而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魅力，成为中国文学中风景描写的新的特色，也是宋代文学对于风景描写的新的贡献。但是，这种风景描写的局限也是极为明显的。如果一味沉湎于“载道”的风景描写，不惟可能在的作者手里虚假，而且也无助于风景描写本身的进步。比如到了此类文章里的“巅峰”之作、明初宋濂的《阅江楼记》，在重复了一通《黄冈竹楼记》的“齐云”、“落星”之说后，即成了“风景不知何处去，唯剩皇恩空悠悠”的官样文章，上追《丰乐亭记》而又之了。所谓“游人去而禽鸟乐也”，所谓“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都说明真正的风景其实并不依赖于“载道”而存在。